五

那时，我已搬到五班住。由于住在一个房子里，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几个新兵在我面前也不那么拘束了，谈话也轻松多了。连伏传根那样话少得也活泛了许多，脸上笑容也多了，更显出了黑脸白牙。

每天下午半个小时的读报时间，我总是参预他们一起，督促他们学习当天报纸上的重要文章，每人一篇进行大声朗读。我最喜欢的就是让刘志和伏传读报了。他们俩都是初中没毕业，又不善言辞。每次让他俩读一篇文章比跑一次五公理都难，低着头，手指在文章的段落上一字一字的数着，又不停地被文中的生字难到，就悄悄问身边人怎么读。一篇章下来，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更夸张的是伏传根的一口闽南“普通话”，别人笑破了肚子，他却一本正经地数着字。那时，连队有几个福建籍战士，所以连队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福建人说普通话。

一日，我和连长去参加几十里外团部的开训动员大会。下午返回时，因太晚了，又因得了先进连队心情高兴，我和连长便在外面的小酒馆小撮了一顿。摇摇晃晃在到宿舍，往床上一倒就不想动了。迷糊中，我能感觉到伏传根在帮我脱衣服、鞋子，然后又拧了热毛巾给我擦了脸。半夜里我起来摸水瓶倒水喝时，伏传根又从床上跳下来给我倒了一杯水。

一个中午午休，伏传根不想把被子打开睡觉，在我面前期期艾艾半天才说，排长，中午我跟你睡吧。冬天的时候，为了取暖与不想叠被子，有不少兵挤在一起睡的。我说，好啊，你把我被子打开，先钻进去给我焐着。进了被窝，我半躺着靠在床头看书。伏传根则面向我躺着，一手搂着我的腰，脸靠在我的胸口。

我把书合起来，低头轻声问伏传根，你家是不是福建山区的，你爸爸在家干什么。伏传根说，我家就是山区的，我没有爸爸。听了这话，我心突地一沉。又一想，不对啊，每个战士的家庭情况在下连队后不久我就查清楚了，如果是单亲家庭也早该知道的，而且也该跟着做了思想工作的，这样的兵应该给予更多关爱呢。隔了一会儿，我又问，家中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档案上爸爸不是健在的吗？伏传根说，那是我叔叔，我爸爸在我十岁的时候去世了，现在的爸爸是我的后爸爸，是我们一个村的，和我爸爸一个姓，我都叫他叔叔。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痛，想着这个兵刚到连队时的种种，泪涌了出来。那样的家庭，把这个孩子锻炼地极有生活的韧性呢，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样的罪都能受。可这孩子的内心深处又是孤独的，渴望得到温暖的。

我把书盖在脸上，遮住满脸的泪，使劲搂了搂伏传根，拍了拍他的背，说，睡吧。

一次，我见伏传根的手冻的红肿了，就利用一个周末到街上给他买了一双棉手套和一双洗衣服用的手套。

六

那是我在连队和战士们过的第一个年。

除夕那天，主要工作就是打扫卫生和渲染环境。战士们欢愉地忙碌着，早早就有了年的气氛。我在宿舍里用彩纸剪些花。一位战士拿起我剪的东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正看反看，也没看出是什么，也不知么贴，怎么拉。战士问我，排长，这是什么。我说，那是公鸡报晓，傻呼呼，那也看不出来！战士说，这大概是美国的火鸡吧，大概连队没人能看出来。我说，你这个吊兵，不尊重干部，要不你来剪个我看看。

正当我兴致勃准备再剪一张更好的，却听有人在房间里呜呜地哭。我转过头一看，是伏传根，正把头埋在膝盖上哭泣呢。我立即站起来走过去，问他怎么了。他却只是哭，也不说话，伸手递给我一份传真电报。我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母病危，速归。那一刻，我心里酸酸的，也不知怎样安慰他，手摸着他的头，泪在眼中打着转。停了会儿，我擦了擦眼泪，对他说，我去向指导员汇报去。

指导员知道之后，又立即去向教导员汇报。教导员立即打电话向军务股请示怎么办。军务股一位值班参谋说，等汇报团领导后看怎么办。

营里在等着上边的电话。这边，我带着伏传根到小卖部打电话，问问家中情况。伏传根的手不停地抖，拨了几次电话都没成功，还是他把号码说出来，我拨过去的。拿起电话，伏传根已泣不成声，哭了一会儿，说几句家乡话就把电话挂了。我等他稍平静一点才问他家中怎样。他说，正在医院抢救。

军务股那边已有了指示，说是拿到县一级医院证明才可以请假回家。义务兵服役期间是没有假的。那时，一些刁钻的义务兵也常让家人发假电报到部队。所以，按规定必须是县级以上医院证明，而且必须是直系亲属病危才行。

于是，我又带着伏传根去给他家打电话，把要医院证明之事说了，并让他们快点用特快寄过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便是等着证明的到来。

那个春节，整个班都处于忧伤之中。

那个中午，伏传根一口饭都没吃。一直趴在床上抽抽噎噎地哭，帮他打回来的饭仍旧完好的放在那儿。

晚上是连队会餐。伏传根在我和刘志的要求和拉扯下，也到了会餐桌上。别的桌都在说一、二、三“干”时，我们桌却沉默着。伏传根吃一点就回去了。我担心他一个人回去会出问题，可会餐的时候又不好意思让别的战士去看着他，所以我吃一点也回去了。刘志几天前就说今晚要好好喝一场，要再和我玩一次数字游戏的，看我放下碗，他也跟着回了。其他几位战士见班长、排长都走了，匆忙得吃一点就收场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就这样过去了。此时，还有许多连队的鞭炮正响着呢，饭堂里，其他桌酒兴正浓呢。

回到宿舍，伏传根仍趴在床上抽噎着。我坐在他的身侧，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刘志则在门前跳起脚骂军务股、骂团领导：你妈个B，要什么鸟证明，要是你自己老子娘病危，你他妈早滚回去了……

整个晚上，伏传根睡得很少，要么在床上展转反侧，要么压抑着抽泣。我强打着精神不让自己入睡，不时起头看看伏传根的铺。那晚，展转反侧没有入睡的还有刘志。

大年初一那天，连队外面挂着彩旗，俱乐部里面的功放响着强劲的音乐，营区里到处是战士们的欢声笑语：老K揪起来，扑克甩起来。

五班的宿舍里，只有我、刘志、伏传根，还有伏传根的老乡邵杰。伏传根已安静多了，只是没有笑语，呆愣愣地坐着。我说，我们四人打牌吧。邵杰说，好啊，好啊，反正坐着也没事。伏传根却摇了摇头。刘志又是不会安慰人的，只会焦燥地从屋内走到屋外，然后再走回来，来来回回的又把团领导及军务股的祖宗八代骂几遍。

我说，要不我们去打打篮球吧。

四人中，刘志球技是最好的，经常代表团里参加外单位的比赛。其次是邵杰。伏传根虽然技术也不错，但由于个子矮，没优势。我却是几乎没碰过篮球，军校里偶尔过年过节时打一次班级篮球赛，也是作为替补上去胡抓乱搔几把。

伏传根也许想发泄一下心中的伤痛，所以在球场上很凶猛，横冲直撞的。我又故意让他和刘志在一组，让他们多赢点。我在球场上很笨拙，上蹿下跳，东奔西跑地抢球。结果，在一次抢球中腰被伏传根猛撞了一下，大拇指又被篮球砸一下。撞了之后，我只觉得喘气不匀，腰疼得不能站立。强坚持一会，我让场下一个观看的的兵替换了我。

晚上，大拇指肿了起来，腰还是疼着。我让卫生员给我贴了两张膏药。卫生员问我怎么了。我说，老了，零部件开始老化了。

那夜，伏传根睡得很好。也许是那一两天太累了。

从初二那天，我们便开始一天两次向邮局跑，害怕邮局因过年而延迟送邮件。邮局在离部队一个七八里远的小镇上，路是乡村泥土路，没有公交和出租车。幸好那段时间天还晴朗，来回跑一趟也不费力。年初二，邮局只有一位值班人员。我们说明了情况，值班员帮我们查了，没有。我们恳请值班员，如果邮件到了，请他立即给我们送过去。

我们想，如果是除夕那天用特快寄过来，三、四天的时间应该到了。可初三、初四两天，我们跑了四趟也没有。值班员一看到我们就说，没有，你们就不必过来了，到了我们就让人给你们送过去。

有时是我到邮局去，有时是刘志去，偶尔也带伏传根去。伏传根觉得我和刘志一直这样跑，他挺不过意的，就对我们说，排长、班长，不要去了，要不，我不回家了，回到家里也看不到了。一句话，说得三人眼泪汪汪的。我说，家里没寄证明过来，说不定是好转了，上午打电话，你家人不还说在医院里吗。刘志又跳起脚来骂邮局：过年了，他妈B这帮吊人一定偷懒在家玩了，老子哪天当官了，一律开除这帮狗日的！

一直到初九早晨，我正准备到邮局时，营门口哨兵突然跑进来说，特快，特快，伏传根的特快传递！原来，证明一到，邮递员就急忙送过来了。

伏传根签了字，我们把立即证明拿给了指导员，指导员又拿给了教导员， 教导员请示军股，军务股批了20天假，加上来回路程。

简单收拾一下，伏传根就准备走了。我问伏传根钱够吗。他说够，有钱。刘志硬塞给他200块钱，说，多拿点，防止不够。伏传根还想推脱，刘志恶狠狠的说，拿着，用不完回来给我！

我和刘志一直把伏传根送到路口。我对伏传根说，每个人长大了都会遇到这样的事，伤心归伤心，可日子总是要过的，假期完了就回来，我们都等着你呢。伏传根上车了，眼泪汪汪地向我们挥挥手，转身随车走了。我和刘志心里都酸酸的。刘志一边用脚猛踢路两边的白杨，一边歇斯底里地叫着。我看见两行泪水爬上他的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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