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在公开以同性恋者的身份，为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讲授《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门选修课之前，智同（化名）拿出了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之前，他对自己的这一身份守口如瓶。“我害怕给人用像看怪物一样的目光来看，尤其痛恨猎奇的目光。”他说。

但智同还是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

11月7日晚，复旦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室里，座无虚席。智同首次以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走上了讲台。面对台下众多疑虑和挑剔的眼光，他坦诚地说道：“对于医学院的学生们来说，解剖实践是很重要的。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愿意做你们的一个活标本。”

令智同动容的是，话音刚落，台下学生即用他们的掌声，传达了对他的勇气、责任心的理解和赞赏。

智同只是千千万万同性恋者中的一员。除了性取向不同，他们与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并无二致。

长期以来，同性恋者一直游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被由偏见和习俗伦理组成的坚冰重重围困。但当坚冰渐渐消融，同性恋者也便渐渐走出冬季。

复旦的苦心

《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是复旦大学本学期为研究生新设的一门课程。这在中国高校中，史无前例。而这门课，据传也成为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向校党委书记征询报批意见的课。

最先构思在大学里开设这门研究课程的，是“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杜聪。

“我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亲身感受到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来自于误解和无知，而目前还没有哪家大学以同性恋本身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今年春天，我遇到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老师，和他提起此事，他也非常感兴趣。”杜聪说。

研究生院对此态度谨慎，并专门向各方征求意见。校内也颇有争议。适时，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邱晓露副教授对其他老师说：“同性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开设这门课，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帮助同学们去正视它。应该开。”最终，赞成的意见成了主流力量。

周磊明是当时选修这门课的唯一一名学生。但经过众人口传和网络，10月22日晚当李银河教授为学生授课时，旁听者却挤满了整个教室。晚上6时开始的讲座，下午4时就已有学生去抢座位。

促成此事的高燕宁教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他所做的工作：“我只是在传统公共卫生的墙上凿了一个洞，让社会科学之光射进来。”

学生们的反应使高燕宁深信，他的努力并未白费。

一位叫张洁的学生课后给智同写信说：“通过和您的交流，使我对gay（指男同性恋者）人群的认识又进了一层。同性恋者是弱势人群，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关注。我非常愿意为你们做一些事情。”

而用复旦学生周晓伟的话来说，这种力量必会象“波浪一样延伸开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和宽容。”杜聪不无欣慰。

面具背后的弱势群体

尽管在复旦大学表态愿作“活标本”，但智同也并非没有顾虑。

主持人在作介绍时特意强调不要拍照：“这可能会给智同先生带来生存危机”。

智同的尴尬，几乎也是所有同性恋者遇到的难题。

谁也不知道上海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我们是人群中的少数，但只要我们每个人举起手，那将是一片森林！”一位同性恋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存在。

据科学调查，同性恋者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3-5%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左右的同性恋者。

但由于社会上的误解和固有的偏见，这片“森林”，仍然深深地躲在各自的面具之下。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步步小心，生怕暴露了身份。

“圈里很多同性恋者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被迫结婚了，这对对方是不公平的，同性恋者自己也很痛苦。”一位同性恋者说。

敲诈同性恋者事件也时有发生。

10月底，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了一项专门敲诈同性恋的案件：3名无业男子摸准了同性恋者害怕曝光的心理，通过互联网诱出同性恋者，再行抢劫或敲诈。两年中，被抢劫、敲诈者多达69人，涉案金额超过27万元。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张北川教授四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跟踪调查，得出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罚款等），31%的同性恋者受到来自同性恋者的伤害。

最令同性恋者感到无奈和无助的是，由于AIDS在同性恋者中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同性恋者与AIDS划上了等号。

AIDS阴影

AIDS令人闻之色变。

在同性恋者眼里，AIDS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击的敌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性取向不同与AIDS完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同性恋者如今已然成为感染AIDS的高危人群。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副主任医师童传良介绍说，同性性活动大多因为一些客观原因采取地下的方式，而且同性伴侣关系的不稳定也导致同性恋者性伙伴更换频繁，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正是这一原因，增加了AIDS在这一群体中流行的可能性。

据了解，截至2001年底，加拿大共发现18026宗AIDS，其中77.9%的男性患者都是同性恋者；在美国，73%的AIDS病人是同性或双性恋的男性。

而在中国，根据张北川针对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7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恋者感染AIDS病毒，感染率分别为4.9%和5.5%.

卫生界和学界自不会置身事外，坐视AIDS的肆虐。1997年，“北京同志热线”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完全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干预小组，涉及心理健康和AIDS防治等方面。青岛、哈尔滨、大连、西安等城市，也纷纷设立了同性恋热线。

今年4月26日，上海第一条同性恋热线———“上海市同心热线”正式开通。在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志愿者们张贴了同心热线的宗旨，其中写着：“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和普及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识”。

20岁的同性恋者rager承担着一项繁重的工作，即到同性恋群体聚集的地方做性安全的宣传工作，派发安全套、性安全知识手册等。

不过，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对“同性恋跟AIDS是近邻”的说法进行了辟谣：“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的结论，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有关机构调查的结果。在中国，还没有详细资料证明这个说法。”

正面亮相的同性恋者

29岁的上海律师周丹，被圈内人称为英雄———他是国内为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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