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性恋者不无悲观地说，第一个站出来的一定会成为牺牲品。因为谁也不知道公开亮相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周丹用“一场家庭大地震”来形容家人偶然发现他身份后的反应。在多次沟通后，周丹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但他仍然倍感内疚。“即便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他们也担心邻居和同事的朋友会对他们造成压力。”周丹说。

让周丹高兴的是，当他向同事公开身份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惊讶和不理解。

“如果没有同性恋者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就在你身边，那么大家对同性恋者也无从了解。”他说。

与周丹抱着同样心理的，不乏其人。

杜聪是首位获“2003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同性恋者。“个人性取向没有成为我得奖的障碍，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对同性恋者越来越宽容了。”杜聪说。

青岛医科大学教授秦士德，是另一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知名人士。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以专业人士身份和志愿者身份参与了工作。“上海市同心热线”的50多名志愿者，大多是同性恋者。每天晚上，他们会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为更多苦恼中的同性恋者答疑解惑———在面对同性恋群体和同伴教育方面，他们往往具有异性恋者和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个志愿者说，一个因为父母逼婚而想自杀的同性恋者，就是因为打进同心热线得到宽慰，才在最后打消了自杀念头，并决定去做父母工作，让他们接受事实。

但据周丹介绍，事实上，目前为同性恋者做事的，更多的还是来自异性恋者的努力。

媒体关于同性恋的正面声音也越来越多：今年8月，性取向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国首部女同性爱电影《今年夏天》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李银河在新浪网等处鼓励同性恋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童传良希望社会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一样的平等权益，“我们应该理解同性恋这种情感和生活方式，消除偏见，给予他们尊重。”

“不再简单地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病态心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李银河说。

“左撇子”之梦

在大多数人用右手的社会里，左撇子是少数派。过去，人们曾经认为左撇子有悖常理，应该加以惩罚和矫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对左撇子的偏见逐步消除，左撇子们取得了与绝大多数习惯用右手的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曾经在左撇子身上出现的经历，如今，也同样发生在同性恋者身上。

他们所希望的，同样也是这个平等的权利。

周丹说，丹麦、荷兰等北欧国家对同性恋者非常宽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台了《同性恋伴侣法》，这相当于《婚姻法》。

而在中国，这一历程显然更费时日。1997年，中国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但这比美国晚了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

虽有许多同性恋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争取自己权益，但只占3-5%的同性恋群体发出的呼声依然微弱。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同性伴侣在福利待遇、遗产继承与子女监护方面，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李银河说，她曾多次向人大代表提出允许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的议案，均未得到应有的响应。而同性恋不许结婚的判定，却借着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制定得到强调。

但李银河并不气馁。她曾在一次民间研讨会上生动地比喻：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假如我们希望开一扇窗，用常规的做法也许根本没人理你，但假如我们嚷嚷要掀翻屋顶，有关方面就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开窗要求。法律和权益也是这样，需要努力争取，并讲究策略。

虽然很难断言同性结婚在中国何时能够合法，但中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将是必然的、是大势所趋，张北川如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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