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的“非典”过后，我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走进了同志人群的志愿者工作群体。而且，越来越多的听到各地同志人群新的自发的志愿者工作小组和同志活动协调活动不断涌现的信息。

我很兴奋。我自1995年初结识万建海以后，又结识到许多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冒着被打、被抓、被拘留、被开除的风险自发投入向同志人群传递预防AIDS的知识和警示的同志朋友，我自己也经历了从严密隐蔽自己到以“童戈”这个名字进行幕后的，半公开的，公开的相关同志活动的心路历程。“逝者如斯夫”，十年的光阴就这样匆匆而去，我自己也难以挽留的站到了老年门槛的门外，伸手就会敲开这道老年之龄的大门了。不论我自己的心态在漫长的重重“脱壳”经历中怎样走向阳光，我终究青春不再，活力不再，潇洒不再，一个“阳光老头”混迹于真正阳光灿烂的少年之中，说到底有着难以掩饰的做作和沧桑。

古诗有云：“时来天地皆同心，运去英雄不自由。”因此，我从内心期冀着年轻的朋友们不只更加绚丽的焕发自己的生命光彩，也在进行反歧视和预防AIDS的工作中为同志朋友们的心灵和生活驱散阴霾，聚集起更加明媚炫丽的当代人文主义的多彩阳光。

过去十年的同志志愿活动，尤其是早期的活动，因为是在社会不予承认，甚至还时加压制的环境下进行的，知道详情的朋友不多，而且许多朋友已经淡出江湖。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牺牲和奉献（尽管当年的当事人以及至今还在推动着这一活动的硕果仅存的人士低调得不能再低调），积累了许多至今并没有认真的加以总结的宝贵经验。

而自1998年开始，在1997年积极筹备的基础上，以在同志人群开展预防AIDS活动为前提，由专家主导的活动以张北川教授主持的“朋友”项目为先行；由同志人群自发主导的活动以“北京99575同志热线”的开通和“广同同志文学网站”的开办为先行，使得全国的同志人群志愿者活动推进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总的来看，大体上形成了这样的几个主要的走向——

1、同志人群中的积极人士自发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投入更多理论意识，自己努力寻求支持资源，并和有关专业机构和人士形成合作的志愿都群体。

2、由有关专业机构和专家发动、组织、指导，预防艾滋的工作目标相对集中单一。

3、自发形成，也注入一定预防艾滋的内容，但以同志人群的生活化交流为主要活动内容。如大量的同志网站、大量能够在同志社群活动中起到一定协调作用的人士和松散型的核心群体。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并非“自扫门前雪”，而是互相有着密切沟通和交流。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艾协、“朋友”项目和北京纪安德健康教育研究所（“纪安德”）积极开展的发动、培训、交流工作，使得全国志愿者工作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纪安德”在国际艾滋联盟支持下，2003年10月于北京举办的培训活动中，首次把怎样依据现行法律维护同性恋者平等合法权益的议题引入了志愿者活动的讨论中。这就把同志人群面对的法律问题由学术层面的话语权垄断引入了现实生活层面的自主阐释。我个人认为，这是和专家们在同性恋相关问题上分享话语权的良好开端，也是对于把同性恋问题被“艾滋病化”进行自发的、公正的、剥离的进行的一次尊重法制和人权的合法的抗议。

但是，对同志人群志愿者活动如此自发而又多元的发展，就我个人来讲，既非常欣慰，又怀有深深的忧虑。

确实，很矛盾，甚至忧虑大于欣慰。

在大连的“联合国SMS培训”活动上，我用的委婉方式重点讲了同志人群的“自我歧视”问题。我用简明和形象的一个比喻讲了这个问题。我说，不少的同志朋友天天在喊“反歧视”，而骨子里却把同性恋仍然看成一个行秽不堪的烂泥潭，而努力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出“同性恋淤泥”而不染，在道德操守上亭亭玉立的同性恋者。而他们非要去恪守并向社会示以证明自己清白的道德原则，在异性恋人群中已经受到极大冲击并且发生了极大震荡和改变的中国封建伦理的道德原则。

其实，作为个人，要做这样的道德君子，我们应当尊重他的自我选择，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同志人群的志愿者，不但要宣扬这种封建伦理的道德原则，尤其是宣扬封建性贞操价值观的、人身和性权益互相占有的性伦理原则，要扮演同志人群的“道德教士”，甚至扮演“道德警察”、“道德宪兵”的角色，去对“CC”、“419”、已经走进异性恋婚姻围城的同志的婚外同性性关系等等大张讨伐，就已经伤害了同志人群对于平等合法权益的争取，就已经影响了同志人群预防AIDS工作的求真务实。这样的同志人士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而且，有人故意此去迎合社会对于同性恋的世俗认同，以出卖同志人群的平等权益去争取被社会“招安”，达到自己被社会接纳的功利目的。比如，有一个同志身份的个人开办的网站，就是在对同志人群中的种种多元选择挑动起世俗化的大批判以后，找到了商业操作的捷径和合作者。

2003年，我只思考到了这一层面。

而进入2004年，随着方方面面对同志人群志愿者工作的关注、发动和支持的增多，我的忧虑更加深重。我在思索着志愿者工作的定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

我所表述的个人思考，却是非常得罪人的。

我个人认为，不论是同志人士自发形成并开展的，还是由专业机构和专家动员、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应有的工作定位是“同伴关怀，同伴支持，同伴教育”。

没有一个这样的定位，不能把“同伴意识”深入到志愿者工作的实践中，至少有以下的四大不利——

第一，不利于发挥“同伴效应”，把预防AIDS的知识和意识传播给广大的同志人群。

我伪装成求咨都打过所有的公布出的“同志热线”。我明显发现，一些热线的接线员存在着极大的自我认同障碍，问他是不是“同志”，他会异常敏感又冷漠的答：“这有必要回答吗？”、“这是我的个人隐私。”而且，这类接线员往往是“非艾滋免谈”，一副对同志人群中“非一对一”性行为及其活动方式清高得不知所措的态度。我敢断言，哪怕这位接线员具备博士学位，来做这种工作也是收效甚微。甚至，他做志愿者工作的热情，不是出自良好的自我认同而给朋友以帮助，恰恰是满足他心理压抑的“求同”诉求。

第二，不利于鼓励同志人群实现自我认同障碍形成的以反歧视为前提的自我解放。

许多社会事物是自相矛盾的统一体。比如，没有要给同志人群以帮助的自信，就不会产生投入志愿者工作的热情，而这种自信形成了自我价值的优越感叉会对平等的对待多元的性行为选择产生文化心理的障碍，居高临下。比如，有的志愿者不会去平等的对待MB、对待HIV感染者，甚至那些社群活动中活跃的同类。比如，有的志愿者带着去拯救别人，教育别人的态度，在热线或者外展工作中硬要和人家夸夸其谈，说三道四，甚至喋喋不休的去给支持这项工作的机构或者有关专业人士进行“广告式”的宣传，在下意识中把自己凌驾于这些“可怜的芸芸众生”的目标对象。

这种表现在目前很明显。因为，有关的机构和专家在善意的对社会宣传着他们接触的同志身份志愿者有多么优秀，一些同志身份的志愿活动组织都和志愿者个人也在努力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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