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不利于在社会活动中争取我们的自主阐释权，不利于和具有话语权的非同志人士，尤其是学术、媒体办的非同志人士分享话语权。

尽管目前的同志人群志愿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着学术层面、专业层面机构和人士的支持。如果不能很好的落实“同伴活动”的定位，而是由支持者主导，势必和人群的真实需求拉开距离，而且同志人群的事情会被支持者习惯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体系主观的指导和诠释。最简单的例子，同性恋问题，尤其是和艾滋病的关系问题，同性性行为问题，就不是能够用单纯的医学观点可以诠释和指导的问题。肛交是同性恋者的性权益，不应该被预防AIDS的单纯技术措施（如皮皮性交等）形成势，来否定和变相否定同志人群的这一特定人身权益，进而向公众社会传递“肛交不正常等于同性恋不正常”的这种话语权主观判断的错误信息。

可惜，目前不论是由非同志人士还是骨子里没有清除“自我歧视”的同志人士主持的志愿者群体和活动中，仍然站在封建异性恋正统话语体系立场上主导工作，和公众社会发生错误诠释的声音，并非微弱。

第四，不利于把同性恋问题的“艾滋病化”站到科学、公正的人权立场进行剥离。

这个问题在此就不多说了。因为，解决了上面三个问题，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同志人群平等权益问题就会摆到首当其冲的地位，目前同性恋问题被“艾滋病化”，又被“艾滋病恐惧”和“艾滋病歧视”施加了一层歧视，并且没有尊重我们的平等话语权的现状，就是无需过多去启发的问题了。

总之，同性恋问题在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开始宽松，这是同志人群志愿者活动得以启动的客观因素。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多，风险仍不可低估。为了同志人群更健康、更文明、更快乐、也更和谐融洽的生存于我们的社会，建设于我们的社会，关注和支持同志人群志愿者活动的各方面人士，尤其是同志身份的人士，还要放弃种种的隔阂，不同项目目标的隔阂，非同志和同志之间的隔阂，地域的隔阂，争取支持资源的必要形成的隔阂，更平等更充分的来探讨问题，解决问题，使志愿者活动的推动更健康、更公正、更富实效、更少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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