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群体需要特别的表达

《时代信报》：您最开始是怎样想到与同性恋者进行这样访谈的？是与他们平等对话还是纯粹的为这个群体作表达？

刘植荣：做《同性恋访谈录》完全是偶然的，是被同性恋朋友“逼”着做的。同性恋问题引起我的注意是1996年我在巴黎留学期间，曾看到数以万计的同性恋者游行，呼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今年5月，我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历届总统竞选辩论精选》，书中有涉及同性婚姻的话题，我初步认识到由同性恋问题引起的婚姻、社会、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开始刻意思考这些问题。后来，我想我可以与更多的同性恋者进行对话，帮助同志目前这个弱势群体，让人们了解他们，理解他们。

《时代信报》：您是通过什么方式与他们接触的？全部都是面对面的采访吗？被采访者都愿意公开他们的故事吗？

刘植荣：我采访的形式是多样的，有面对面的，或者我到受访者的住地去，我刚到哈尔滨采访一个同志回来，或者他们来我这里，现在就有个河北唐山来和我面谈的，住在宾馆等着和我见面呢；也有通过电话、互联网视频电话采访的。我发表的这些访谈录都经过受访者的同意，有的成稿后先给他们看，没有什么意见才发表的。当然，也有的受访者不让发表采访内容，我尊重他们的意见。

《时代信报》：在这样的采访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刘植荣：由于受访者不愿意暴露身份，所以寻找采访人比较困难，选择采访时间和采访地点很受限制，这让我花费很多精力。有的时候我觉得受访者蛮有故事的，想整理发表，但他（她）却不同意，让我觉得很惋惜。因为找到一个有故事的同志是很不容易的，我要从几个甚至十几个采访中选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来发表的，你也注意到了，每个采访都有不同的侧重面。

《时代信报》：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

刘植荣：有呀，好多同志向我求爱的。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山东大学的女老师，40多岁了，孩子都十几岁了，她发现丈夫是GAY后，她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痛不欲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后来找到我，她和我谈话都是泣不成声的。我就开导她怎么正确地认识同性恋，告诉她同性恋不是性变态，更不是坏人，他们也是正常的健康人。最后她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同性恋者也是正常人

《时代信报》：您目前关注到的同性恋者他们有什么特点？

刘植荣：我认为同性恋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受压抑，感到自卑。他们很想找个可以信赖的人把积郁在内心的情感畅快地说出来。我把自己当作他们的朋友，想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和他们产生了感情的共鸣，这样他们就向我敞开心扉了。《浙江教育报》的副编审言宏女士看了我的采访，她认为我善于和人沟通，鼓励我做下去。现在，我采访的同性恋朋友，和我无话不谈，不和他们伴侣说的事情都和我说，他们和我谈性的问题很轻松、很自然。

《时代信报》：您以前对同性恋者的认识是怎样的？访谈的情况与你最初想象的一样吗？

刘植荣：我过去心目中的同性恋是穿着怪异、样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嬉皮士，认为他们是社会上的颓废青年，是小混混。通过采访他们，彻底改变了我对他们的态度，觉得他们和异性恋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很重感情，好多被我采访过的人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总问我又发新文章了么。所以我现在对他们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同性恋者也是正常人、和异性恋没什么不同；同性恋不是亚文化，而是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

《时代信报》：您的访谈比较注重情感问题，您对同志群体在社会问题角度的思考是怎样的？

刘植荣：其实我采访主要是两条线，一个是性，一个是情，这两者缺一都不能构成同性恋。同性之间只有性没有情，那时寻求性刺激或宣泄；只有情没有性，那是挚友，谈不上是恋。同志群体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是同性恋者本身的问题，而是他们得不到合法的地位、受社会歧视、生活在社会阴暗的角落里所导致的问题。其实中国的同性恋问题绝不仅仅关系到中国大约4000万同性恋者的问题，还关系到他们的父母、配偶、孩子等，这样算下来就是两亿人的问题。

《时代信报》：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同性恋群体？

刘植荣：一些同志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怀疑、不自信、有自卑感，感觉自己天天像做贼一样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封闭在“圈子”里，不愿意和“圈子”外的人交流，没有让社会了解自己的主观愿望，从而造成异性恋者对他们的歧视；他们没有为自己的权益抗争的勇气，我问他们，如果组织同性恋游行，你们参加么？他们几乎都表示不会参加；好多同志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目标，抱着能对付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去生活，如果实在顶不住家庭的压力，就找个异性结婚，最后同性恋成了“没有不散的筵席”。

《时代信报》：您认为中国的同性恋者需要怎样的话语权？

刘植荣：我认为同性恋者最需要的话语权就是在各种媒体上表达他们意愿的权利。只有他们在各种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愿望，让人们了解了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了解同性恋者目前的状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才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才能包容他们，使他们应得的权益受到保障。

我是异性恋，但我关注同性恋

《时代信报》：您目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访谈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进行的？

刘植荣：我在一所军队院校工作，任教研室主任，现在申请转业做自由撰稿人。所以，我自己可以自由安排采访时间，这段时间把精力几乎都用在采访上了，我一天除了6个小时的休息和吃饭时间，其余时间都花在采访上了。因为朋友介绍一个采访对象，我不想错过机会。

《时代信报》：您是否打算出书？

刘植荣：我做这项工作完全是公益性质的，还没有考虑出书的事情。今天天津的一家出版社还约我这部书稿，我告诉他们现在没有出版计划。为了出书而写书，不会是好书的，为了写篇文章为评职称凑数，也写不出好文章的。我过去写文章，都是来了灵感，不吐不快，才伏案挥笔，一气呵成，写出来就有了快感。

《时代信报》：请谈谈您的个人情况以及个人情感问题，冒昧地问一下您是否是同志？

刘植荣：我是异性恋，不知道我的答案是不是让你很失望。其实我更希望你直接问我“你是同志么？”我知道，现在人们总觉得同性恋不正常，见了同性恋者如见了麻风病人。不只你问我，我的采访对象和网友好多人问我是同志么。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他们觉得奇怪，说我不是同志为什么关心这事。我说，难道关心艾滋病的人都是艾滋患者？

《时代信报》：你周围的同志和非同志如何看待您的这个访谈？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您的访谈？

刘植荣：我没发现我周围有同志，就是有，他们也很隐蔽，绝对不会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的。接受我采访的同志和看了我的文章的同志绝大多数非常支持我进行访谈，有的同志提出要资助我。由于同性恋者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们一般不会主动行使自己的话语权的，所以我就用访谈录的形式，帮助他们行使自己的话语权，采访完毕后，他们感到特别轻松，说多少年来的心里话终于找到地方倾诉了。

《时代信报》：请你介绍一两个访谈背后的故事。

刘植荣：每个采访都有背后的故事。我想讲个我伤害过一个同志的故事吧。一次我在整理采访记录，我的QQ有人找我，他告诉我他是同志，很痛苦，结婚40天就离婚了。我觉得他应该有故事的，就停下来和他聊，他在网吧上网，没有视频，也没语音，就是打字，他是个菜鸟，打字很慢，我不能就干等他的回答，就继续整理我的文章，他发给我的东西我也就不仔细看了。其实他一开始就讲了，在他7岁的时候，1976年唐山大地震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后来我又问他父母知道他是同性恋么。他看我没认真看他的回话，气得不理我了。后来我还是把对他的采访整理出来发了，就是“军营出来的同志”那篇。他看到了，他不熟悉网络，以后总向我要那篇文章的链接地址。可以看得出，他不断看那篇文章，看了后使压抑的情绪得到缓解，使心灵得到安慰。他太孤独、太痛苦了。今天他从唐山来天津，给我打电话，呜咽着告诉我要和我面谈，他有好多心里话要说。我们约好明天见面的。我非常受感动，被我伤害过的同志最终被我对同志的热情所感动，找我来讲他未讲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