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勇：媒体偏见比大众的麻木更可怕

　　陈礼勇，1975年出生于鄂西北。曾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2001年底始，自费赴全国城乡采访同性恋人群，先后在大陆和香港出版《中国同性恋情感实录》、《中国同性恋调查》。现在北大念书。

　　-特约撰稿 祝 捷

　　采访那天，北京阴沉多雾。上午十点，约在北大东门见面。我对刚上完课的陈礼勇说，你地方熟，你说去哪？他很自然地抬头指了指未名湖方向，找个亭子坐坐吧。也许是他的习惯，也许是在回避喝茶请客的问题，他选择了室外。

　　我看着他简单的衣着和老旧的手机，也摸摸自己口袋里面的十几块钱，我说：那好吧。

　　人物周刊：先说说你怎么会对同性恋有兴趣的？

　　陈礼勇：其实我听说这个词挺晚的。1999年上网，无意中找到一个台湾网站。主页上有张图片，是两个男人抱在一起亲热。很好奇，就进去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同性恋”这个词。

　　人物周刊：你看到两个男人亲热不反感吗？

　　陈礼勇：是呀，我也很奇怪，当时的感觉应该说是惊喜。不过并不是找到自己圈子的那种惊喜，因为我不是同性恋。只是因为发现了这么群人的存在。反正挺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本身不是，可却对同性恋问题有这么大兴趣，为什么？

　　陈礼勇：出来上学，见了世面，男孩子么，总有点社会责任感什么的。以前年轻时，农民问题、教育问题我也挺关心。后来接触这个圈子以后，觉得相比较农民、上访者、城市贫困人口之类，同性恋者好像更缺少保护和声音渠道——前面几类在现实中是弱者，但是在社会道德上是被保护的。而同性恋他们似乎从传统道德上就是被批判的，所以也更需要帮助吧。

　　人物周刊：经过这几年的观察，你对这个群体的认识怎样？

　　陈礼勇：讲一个我2001年接触到的故事：一个中央编译局的老外和他们门口保安的爱情。他们1993年就在一起，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2000年的时候，保安也不小了，家里父母要抱孙子，就拼命催他结婚，结果和一个北京郊区的姑娘结婚了，这样户口也算是进了京。老外想不通，他觉得两个人相互喜欢就应该在一起，而对保安的婚姻就更理解不了。

　　老外喜欢音乐，平时搞个乐队在酒吧演出。他慢慢培养保安做鼓手，现在保安也不干了，专门打鼓。这就算命运都改变了。这个老外和保安的爱情，异性恋的世界几乎不可能发生。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同性恋群体的最大压力是来自传统。最直接的就是传宗接代，这是我看到的很多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2001年时我在一家报纸，把这个故事写了篇4000字的稿子，叫《住在北京的洋同志》。同事看完都说好呀，因为当时这种不带倾向性的报道还不多，等到快印刷了，稿子撤了。因为领导说不要把报纸搞得太另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媒体时代，媒体的偏见比大众的麻木更可怕。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呢？

　　陈礼勇：网络媒体相对好些，主流传统媒体还是保守。主流传统媒体中，北京或大城市的还可以，其它地方还是不行。关于同性恋的报道，仍然和艾滋病犯罪、变态等事情联系在一起。时间长了，自然就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你的工作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找不到女朋友？

　　陈礼勇：原来有一个北广的姑娘，研究生，跟我一起采访，她拍纪录片。我们到全国各地去采访，坐火车只能坐硬座，吃方便面。可她毕业以后就回深圳了。毕竟毕业后这不能当正式工作呀，也不挣钱。

　　我没因为接触多而变成同性恋。我觉得性取向真的是天生的。还是想找个女朋友，能理解我，能跟我一起干这个工作的更好。

　　人物周刊：你在采访中，接触到了同性恋群体的负面问题吗？

　　陈礼勇：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性行为的不检点。男同性恋的做爱方式比较容易传染艾滋病，所以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问题的原因并不完全在同性恋者身上：他们平时只能装着过正常生活，偶尔出来。这还是社会传统的压力造成的。

　　李银河曾经说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苟且偷安”，不敢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也是想建议他们，勇敢地先对家里人说，再对社会说。

　　人物周刊：听说你办了个网站，还在策划一本同性恋杂志，搞保护同性恋权益的组织，你是想充当振臂一呼的角色？

　　陈礼勇：说实话，过去都还真有这种感觉。不过这是别人形容我的。但是很多同性恋者并不想要出来见阳光。他们虽然偷偷摸摸，但是已经找到偷摸的方法，没必要自寻烦恼。就像我策划的那个同性恋权益组织，主要发起人几乎都不是同性恋。

　　人物周刊：你目前最需要的？

　　陈礼勇：就是钱。如果有钱，我就可以找人全职做这些了：网站、杂志、权益组织。原来跟我一起拍纪录片的姑娘，可能也不会回广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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