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人群的个人生活有了尊重

我国新婚姻法明确规定，同性恋是不能结成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是，“同志”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在社会宽容氛围中，使隐藏在人群中的“同志”开始关注自身健康和生存状况，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他们的生活中得到了一定尊重。

今年5月，成都“同志”圈子中对一对伴侣做了庆祝，他们共同生活已经二十年。记者访问得知，这对恋人生活美满，有了自己的住房，共同的产业，并乐于助人，在同志圈子传为佳话。他们对记者说“我们的生活，不伤害他人，不危害社会，共同打拼事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劳动，双方家庭、朋友都认可了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结婚证，但是我们却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记者在成都、重庆等地采访看到，同性恋人群中有不少人已经有了稳定的伴侣，有了自己社区的生活，置业购房生活在一起，在家庭生活中也有一些分工。过去，受各种因素影响，过去他们不公开自己的生活情况，现在情况有了改变。

一位叫朱志（化名）的在接受采访时的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最近，我将自己的情况很坦诚地告诉了父母亲，最先他们不可理解，后来双老也改变了态度，尊重了我的生活选择。我长期压在心里的石头没有了，我将自己的男朋友带回了家，家人和朋友认可了他。如果是前几年我是不敢这样去面对，去做的，现在我觉得社会对我们的包容度更大了”。

国内一家知名网站在同性恋问题大型社会调查问卷中显示到，对“您怎么看待同性恋现象和同性恋人群”，选答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者占了77%；对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你怎么看，选答同意，这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者占了69%.成都“同志”自愿者代表在世界艾滋大会上。

“同志文化”开始展露在社会文化中

2003年11月，复旦大学医学院开设选修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在中国高校中尚属首例。而构思在开设这门研究课程的，就是一位同性恋者杜聪，他曾获得2003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同性恋、“同志”之词，在社会流行文化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从不可理解的“异类”开始转向去认识，去了解，走近他们的生活。影视作品作为一个窗口，给人们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同样也打动了主流人群。我国在国际电影展中获将的《霸王别姬》、以及《喜宴》、《蓝宇》，文学作品《逆子》、《血色黄昏》、《北京的故事》等都是反映“同志”生活的作品。北京大学已经举行过两届以同性恋为专题的电影节。

同性恋社区文化活动也变得丰富。据介绍，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今年的9月到10月将在北京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举办同性恋文化盛会。文化节中将举行同性恋文化论坛、媒体回放、现场艺术展览、戏剧表演、歌会、反串大赛、电影专题放映和交流等活动。这些活动将促进大众对同性恋文化的了解，推进社区文化自身的建设。

“同志酒吧”成为当今中国流行的酒吧文化中的一族。在北京“同志酒吧”就有二、三十个，在各个省会城市中都有这样的酒吧或咖啡屋，每到周末，部份“同志”会选择不同酒吧去消遣，去认识同类朋友。

网络文化成为流行文化一个主力军，在各大网站中，基本都有“同志”为专题的论坛或聊天室等，人气较旺。国内同志的网站、聊天室也非常多。以北京同志的游泳网为例，注册的会员数千人，每周在十多个活动点上，同时举行户外活动与体育比赛。全国“同志”排球比赛、全国“同志”羽毛球邀请赛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每年举行一次。

同伴教育活动的现场

全国各地的同性恋社区自愿工作者在防治艾滋感染干涉中起到的明显作用，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扬，他们与社会沟通、互动的点越来越多，正面影响力加大。“同志”人群的正面形象得到提升。

世界艾滋病大会是全球最高水平的艾滋病锋会，世界各国领导，医学、社会著名人士出席。去年国际组织第一次邀请了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人士参加在曼谷举行的世界艾滋病大会，这个小组的晓东、小柯（化名）在专题会上就同性恋社区如何防治艾滋感染问题作了发言，受到欢迎。

教育部门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做学校教育的人士对记者说，处于青春期的学生经常就“同性恋”问题发问，课堂上老师不知道怎么讲解这个问题，课堂教育出现盲点。今年暑假在青岛举行的全国青春红丝带培训的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请来了同性恋社区的积极分子，他们有的是医学博士，有的是社会工作者，这些人就如何认识同性恋问题，做了讲解，受到近百位教师的欢迎。会后有的教师说，过去学生问老师，我们往往用一个“变态”就回答了。或许老师一句话，对有同性恋情节的学生造成终生心理的阴影。在北大、清华、四川大学等著名学府都邀请过同志身份的人去做讲座与当代大学交流。

媒体与“同志”沟通多了。在过去媒体中报道中，“同志”形象“妖魔化”较普遍，同性恋与社会的沟通受阻。今年7月，清华大学传媒学院组织了有众多新闻单位记者参加的研讨会，到成都主动与社区交流，深入同性恋酒吧、艾滋干涉活动地点进行采访、请“同志”作新闻模拟发布会，“同志”与记者互动提问解答，对同性恋与家人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促进了媒体记者对这个社区的了解。在成都等城市，地方媒体出现了一些对“同志”问题有研究，经常走入社区的做报道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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