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科学与法律已经为同性爱和同性爱者恢复了清白，但在社会误解与歧视的长期重压之下，同性爱者群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依旧举步维艰

“阳光”NGO在位于青岛市的一栋陈旧的居民楼里的一间不足20平米的简陋房间里，电话铃声响起。

“喂，你好，这里是‘朋友通信’热线。”接起电话，规范而又不失亲切地自报家门后，“青岛阳光同志工作组”的志愿者小沈，开始了接听热线的工作。

在这个周六午后一个小时内，小沈连着接到了三个热线电话：一个是咨询自己的性行为是否会被传染艾滋病；一个是自称在报社工作的人希望给“热线”捐款；另一个则是一个自称军人的人希望“热线”能帮助找一个“朋友”。

“朋友通信”热线是“青岛阳光同志工作组”开通的一条同志（男同性爱）热线。打进电话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同志。

在国内最早研究同性爱的学者，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张北川教授和马丁基金会的支持下，于2002年成立的“阳光”，主要在青岛的男同性爱人群中开展健康干预服务和艾滋病预防工作。目前，“阳光”共有16名志愿者。

据张北川介绍，现在约有二十几个类似“阳光”的工作组在全国十几个城市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工作组和所有在环保、扶贫、教育、劳工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NGO一样，也在提供公共服务，只不过他们为之服务的对象——同性爱人群，可能在公众看来并没有那么“正当”。张北川说，我国目前处于性活跃状态的男同性爱者有500万-1000万，直到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确认同性爱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然现象，1997年前我国《刑法》还规定同性恋就是犯罪，2001年4月20日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明确指出，同性爱活动不是心理异常的表现。尽管科学与法律已经为同性爱和同性爱者恢复了清白，但在长期形成的社会误解与歧视的重压之下，同性爱者群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依旧举步维艰。

干预同性爱人群的健康“志愿者对人（同性爱）的帮助非常大”。张北川说。张北川曾对1100对的同性爱者调查。有77%的同性爱遭遇过严重痛苦；34%有强烈自杀念头；66%孤独压抑；33%遭到诸如殴打、侮辱、批判和处分；大多数生活在孤独和压抑中，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可能有很多实际的东西我们解决不了，但通过彼此的对话，（对方）感觉可能就好一些。”小沈说。

“阳光”和其他的工作组所承担的重要工作，还包括对同性爱这个社区人群的高危行为进行干预。

据张北川介绍，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2003年研究得出结果，中国大概有9万“同志”已感染了艾滋病，但据相关人士分析，中国40岁左右的“同志”的艾滋病的感染率约为10%.更为严重的是，“同志”多数过着多性伴的生活，而认真使用安全套的不足10%，艾滋病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婚姻的桥梁，向正常人群扩散。

面对“同志”人群艾滋病的高感染率、多性伴、少防护措施及大多数最终对婚姻选择而导致的艾滋病扩散，国家开始高度重视，并和工作组合作，对这个人群进行行为干预。每个星期，志愿者都会去同性爱的酒吧免费地发放安全套和相关的宣传资料。据“阳光”的负责人介绍，从去年春天到目前为止，已发放了大约五千个安全套。此外，“阳光”还定期配合相关机构在同性人群中做HIV监测。

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举步维艰是这些NGO典型的生存状态。除了很少几个工作组选择工商注册，大部分的工作组没有注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同性爱的身份。工商注册要求法人的实名登记让志愿者们顾虑：实名登记就意味着自己身份的暴露。

与其他NGO的志愿者不同的是，同性爱NGO志愿者不能告诉自己的亲戚和异性恋朋友所做的志愿工作。在其他的NGO中做志愿者，别人会觉得高尚，但在这里，志愿者所做的一切都只能默默无闻。

工作组的工作条件也非常艰苦。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官员及随行人员曾到“阳光”的办公室和志愿者们谈话，狭小的空间使得志愿者们站着完成了和政府官员的对话。回去之后，这位官员感叹，条件太苦了。在张北川十几平米的办公室，放着一张类似床的物件，张北川说这其实是工作台，当新一期“朋友通信”杂志出来时，十几个志愿者就站着围着工作台将杂志装信封后再粘贴。

小沈最大的愿望就是办公室能大一些，可以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书，再放一张乒乓球桌子。同性爱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放松和结交朋友，而不至于沉迷于虚幻的网络。

张北川还认为，有境外NGO表面是来帮助国内的同性爱人群，而实际并没有真正地尊重这个社区的人群和工作组，对工作组造成了伤害。

发展中的探索同很多草根NGO一样，同性爱NGO在自身的发展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目前（领导）工作组的两种人，一种是有正式职业，是志愿者；一种是以前有正式职业，现在没有，在工作组中做全职工作。”张北川说：“但这两种都不属于成熟NGO的管理者，成熟的管理者需要经过培训，需要经过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这同样适用于工作组的志愿者。

除了对志愿者的培训，如何留住、用何种手段留住现有的优秀的志愿者，也是工作组的领导者所要考虑的，尤其是在境外的NGO以提供给志愿者更多的物质保障为条件的竞争之下。

据了解，在同性爱工作组中，人员的组成还是以志愿者为主，有很多工作组中甚至全都是志愿者，或者由志愿者和兼职人员两部分组成。从长期来看，这种人员的结构，不利于组织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不利于同性爱领域问题的解决。而有些工作组得以持续性运转所依靠的还是个人的自律，而缺乏一种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在加强本身的能力建设的同时，工作组还需要不断地积累开展社区工作的经验，更好地尊重当地社区的文化。当然，随着经验的积累，有些工作组的发展不仅非常规范，出色的工作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认同。

同性NGO期待着有一天，当同性爱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不会再有歧视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