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称不能让社会这么愚蠢

像她的学术榜样，暮年的法国大哲福柯一样，李银河的每一次讲座、每一种言论，都可能引发出新闻。她竭心尽力维护的与性、与幸福、与正当的权利、与抑制和反抑制相关的观念，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多半已是耳熟能详的常识了，但是，在我们须臾不得脱离和超越的现实中，她竭力为之争取权利、大声为之辩护、试图将其从罪孽与不伦的指控和混沌的仇恨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多边恋，一夜情，一人与多人的性关系，等等，如此超前，如此前卫，有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依然是大多数实践者在昏暗的角落里进行的行为，依然是主流社会断然拒斥，至少接受起来无比困难、羞愧难当的行为。

因此，除非保持缄默，她的常识一定会与大众的惯性的常识激烈相撞，相撞的双方，一定会伤痕累累。

需要理清的是，这些最终引发出新闻的“肇事”的观念，并非李银河独家生造。1988年从匹兹堡大学毕业回国时，她已选择好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对经验和实证，她既有天生的好感，又有直觉上的兴趣。她近20年坚持下来的，也无非是收集、描述无数个体的，与性、爱、尺度和社会轨范相关的经验。然后，她发现，和她的直觉所告知的一样，在我们这里，最容易遭受检查、最容易遭受抑制的，就是这些与性相关的事。在解释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她也决定，为这些本该属于却还不属于我们的性权利大声疾呼。

如果李银河是一位荷戟独行孤军奋战的书斋学者，恐怕早就被非理性的舆论吞没了，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张竞生先生，那个被斥为“神经病”的性教育的先驱和性快乐的倡导者。刘达临、潘绥铭、张北川，他们和李银河同属一个战壕，尽管他们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他们毕竟在一个和每个人（也就是恒河沙数的无数人）的快乐和权利相关、又与所谓的传统伦理相龃龉的最大的盲区里，开辟出了越来越多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在发生巨大的进步，那个因为“先后勾引多名男子与其乱搞两性关系”而获刑的女性，在今天，已经无法依刑量罪了；而从前被社会所不容、令家人耻辱的同性恋人群，也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宽容和理解。

性学家可能是最不道貌岸然、最接近诚实的一类人，李银河说，获取诚实的办法之一，是彻底地、诚实地问问自己和宽容别人。

近20年，李银河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为我们描绘出了这个一向被伦理、被道貌岸然牵连得无比沉重的国度在世纪之交的一幅因冒进和守旧的张力而显得无比生动的性学图景。和20多年前相比，中国人的婚姻、中国人的性、中国人在饮食男女上的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国人的爱也获得了极大的丰富。无论超前的性爱冒险家，还是恪守古老伦理的人，他们都用各取其尺度的性和爱，丈量出了这段历史的深刻变迁。

李银河女士看上去就不像是能与别人起争执的人。

她的长相、她的衣着、她的举止，也都是圆墩墩的，没棱没角的，没所谓的样子。

比如，当摄影师提出给她拍照：作为女士，她还是掸了掸衣襟——一件颜色图案剪裁全都模糊一团的布衫，喜盈盈地抿抿嘴，说，哈，赶巧儿，昨儿刚做了发型，今儿个还化妆了。她的这个“发型”，应该是指她那智慧的脑袋上油光光疑似假发的蘑菇云；她的这个“化妆”，可能是指涂了一个边缘很不整齐的鲜红的口红。然后，一边厢，摄影师拉开架势，时而俯仰坐卧，时而调整反光板，时而转换背景；一边厢，这位因研究同性恋、多边恋、性倒错、酷儿……，被认为“思想前卫”的女知识分子，完全配合不出一个“酷”的形象来：她在沙发里坐得太实、她的笑太自然、她的目光太不焦虑，她看上去太随和、太朴素、太不狠、太不拽了，怎么看怎么是“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李银河女士听上去也不像是有口才有兴致与人唇枪舌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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