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亲自翻阅这个案卷，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年轻英俊的27岁的小伙子竟会爱上一个同性的72岁老人，并与之保持了近2年多的性关系。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72岁的花甲老人花心不改，同时又与其他同性保持着性关系。小伙子患病后被疑为艾滋病，他怀疑这位性伙伴把艾滋病传染给了自己，他残忍地将老人杀害并割下其生殖器，余恨未消之际又杀死了老人的女儿。也正是这起杀人毁尸案，将正值风华正茂的他送上了不归路。

2003年12月底，在新年即将到来的前两天，本文主人公郭元斌被执行了枪决。这是北京市法院枪决的第一例 同性恋杀人犯。

一个72岁的花甲老人竟与一个27岁的英俊青年有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其实他们只是在这个城市里那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生活着的两个人，并没有人太多地关注他们。当他们的“另类”生活刚刚开始时，谁能料到它竟会有一个如此血腥的结局呢？

“同性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20年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词。即使今天同性恋这个词语虽然已经不再新鲜，但谁也没有想到同性恋就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们无意探究同性恋的成因，那是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事情。前几年我们还把同性恋叫作同性恋患者，把同性恋当作一种病态。现在，随着很多名人同性恋者的曝光和社会文化的进步，社会和大多数人给同性恋者更大的宽容，因为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大多是自愿的，并没有给社会造成更多的危害。而今天，发生在北京的一例同性恋者之间的杀戮，让我们不得不去涉及这个敏感的话题。

郭元斌1976年3月出生在山西省寿阳县的一户有4个孩子的普通农家，一家六口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初中辍学后，15岁的郭元斌只身闯荡北京谋求生计。1990年他进了海淀区一家汽车修理厂学习修车技术。初入大都市的喜悦兴奋很快被繁重劳累的现实生活所淹没，白天郭元斌要跟师傅学修车又要干点打杂儿跑腿的活儿，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晚上收工后，郭元斌常常累得倒头便睡。

郭元斌从小就是一个内向的孩子，不大爱说话。出门在外，苦点累点郭元斌都不怕，就怕闲下来时一个人的孤独寂寞。在北京，他的身边除了同事几乎没有别的朋友。偌大的城市里，他像漂浮在空中的一粒灰尘，渺小而卑微。孤独常像一只巨兽从心底跑出来一点一点地啃噬着他的心，有时受了委屈都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小小的他初入社会便已深刻感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但他内心仍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渴望朋友的关心和问候。

1995年，20岁的郭元斌来到北京西城区的一家汽修厂当汽车修理工。也许是渐渐长大的缘故，郭元斌对家庭、对感情，尤其是对性冲动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他强烈地渴望着亲情和温暖，希望能为漂泊的心灵找到真正的归宿。所以工作稍稍稳定后，他回到家乡匆忙娶了妻子。

有了老婆的郭元斌以为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孤单了，但婚后不久郭元斌又回到了北京谋求生计，再次陷入更加孤单的状态。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有了性经验的郭元斌的孤独感却比以前更强了。夜色中的京城，灯火辉煌，却没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他而亮，也没有

一个至爱的亲人在身边，孤独像无边的海水漫过他的头顶，淹没了他。

因为陌生的缘故，对北京这个大都市，郭元斌并没有什么好感。但如果能长期生活在这里，他是愿意的，甚至是梦寐以求的。人不能选择故乡就像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山西老家的穷乡僻壤是不能和北京比的。在北京，除了满眼的车流人流和无边无际的落寞外，他什么也感受不到了。

时间慢慢流逝，转眼到了2001年2月，京城已透露出春天的气息。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惬意极了。憋闷了一冬的人们都出来舒活筋骨，郭元斌也常去他单位东边的小花园里锻炼身体，并常和公园里的老人们聊天解闷，以排谴孤独。来自偏僻乡下、孤陋寡闻的郭元斌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小花园是北京著名的 同性恋者聚集地之一，来这里转悠的人们很多都是来物色“伙伴”的人。就在这里，郭元斌结识了胡振杰——他后来的“爱人同志”。

郭元斌在这个小花园里散步的时候，身前身后不断有人擦过，甚至有同性触摸到自己的敏感部位，让他有点脸红心热又有点不好意思。郭元斌在公园里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也不去看谁，目光散散的，没个明确的走向。前面有三三两两的人成双成对，一边走一边对着远处的什么指指划划的，一边还热烈地讨论着，似乎很好笑。沉寂的小花园在傍晚的春风里似乎处处透着些诡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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