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来，同性恋议题在《海峡时报》书面版和网络版上都引起读者热烈讨论。新闻搜寻网Lexus Nexus Academic Universe 显示，过去6个月就有172篇文章以此为书写重点。刚过去的星期三（8月29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头版刊登内阁资政李光耀的长篇个人专访，其中也提到了李资政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同性恋的行为目前是违法的，但执法人员不会刻意追拿他们。法律会改，只是时机问题。新加坡的人口有一部分是回教徒，也有一些老一辈的华人和印度人，他们的意见必须被尊重。现在改法或同性恋公开游行，时候未到。”

当然，前一阵子新加坡律师公会提出修法第377A条款，让同性恋行为不被列为犯罪行为，理由亦合情合理：有法而不执行，国家法律和司法执法机关信誉不保。

同性恋合法、犯法或无关法律的争端，应该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来看。这是新加坡作为已开发国家，及其逐渐萌芽的个人精神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家庭变迁中冰山的一角。不过一叶知秋，这场安静的家庭革命确实在慢慢展开了。

在今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两千多年的悠久的儒学文化沉淀使中国人有寻找家园的本能，以小的自我为起点，向外延伸的是家庭和亲友的网络，之后是大的社会，然后是更大的国家。在这样的思维体系中，一个人没有了家庭的价值，其个人的价值也就无从体现。而一个人如果只有个体价值，在传统文化中，她（他）一定是不完美的。的确，在中国即使是追求精神自由的道教，虽然没有对家庭和国家的推崇，也完全放弃了个体的价值，与所有人间的俗物杂念，一同回归到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中。

但是，就如同一位学界好友所说的，这与伴随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萌芽成长的个人主义的逻辑是不一致的：“个体自由精神的张扬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国家的建构是外在于个体的价值体现，国家无非是个体权利保障的一个合法机制。也就是说，国家可能有助，也可能有碍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个体自由精神的张扬，可能与国家的利益一致，也可能冲突对立。”

同样地，在高科技时代个人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依赖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必须单位和繁衍后代的必要手段的时候，婚姻和家庭制度是外在于个体的一种价值体现，不是世俗生活的必然。理论上，婚姻和家庭作为国家制度的一种，可能有助，也可能有碍于个体自由精神的张扬。

厘清这两种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本质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谓婚姻或家庭制度的演进，而不是困惑或盲目批判耳闻目睹现象之怪异。一代与一代之间，对不同语言的掌握迥异。那么对相对应的深层文化结构的理解差异自然就更大了。

当前，海峡时报的某些讨论更提升到另一层次，问题指向国家法律对婚姻本身的定义：婚姻是否只能发生在异性之间？同性恋者受了长期的社会歧视，是否可以开始向国家争取在民法上的合法地位和利益。但更根本的问题仍旧是个体自由的追求，是否应被任何外在的力量，包括国家和法律加以限制？

国家和政治力量对同性恋的排斥，来源于对现有制度体系的维持和巩固。婚姻和家庭制度与国家现有的福利体系、家庭保险制度、财产继承制度脉脉相连。如果承认同性“婚姻”，意味着对整个福利制度的重大革新。但国家不是同性婚姻唯一的反对者。各种宗教团体也是捍卫传统婚姻和家庭的主要力量。

然而，虽然政治和宗教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形塑生活和思维方式，推崇着回归社区、回归家庭的人生目标，婚姻已势不可回地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目标中的一种追求方式，而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异性婚姻中扶老育儿工作两性不平等的问题，看在追求平等互惠的新一代眼里，也往往望之却步。

面对强大和多方位的反对力量，这场正在进行中的婚姻革命将长路漫漫。哪怕只是仅供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这接下来的人类基层社会组织变迁过程绝对是要波澜壮阔，成败功过众说不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