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还是“艾滋病”？

10月25日，验血证实阿拉法特的血小板骤减，每微升只有46000，而健康人的则为150000.难道是患了胃癌、白血病、致命菌？脊髓抽取否决了这一假设。这就给其他更不规范的猜测开了绿灯。这一次，埃及的医生们也要求立即转到拉姆安拉医院。但阿拉法特身边的人要征求来自约旦的第3个医疗小组的意见。最起码可以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是人们没有料到的。

约旦人证实了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的分析。10月27日，库尔迪博士终于被叫到病人床前。另外还有几十名巴勒斯坦或阿拉伯医生相继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人毫不犹豫地通过电话或因特网与以色列同行进行交流。“他们即使不是全世界、至少也是本地区医术最高明的医生，所有阿拉伯精英人物只要可能，就会找他们求医看病”……

库尔迪博士一看到阿拉法特，就想到了中毒。虽然按理说中毒后他体内的白血球本该大量减少，但也不排除使用了某种新型毒药。曾有过这样的先例：1997年，摩萨德的一个突击队给住在安曼的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注射了一种在药典中无法查到的“高技术毒药”。要不是突击队员遭到约旦秘密情报部门的截击，这一行动很可能就成了凶手不明的谋杀案。侯赛因国王在阿拉伯世界中算得上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因为他将此事看成是对个人的侮辱，耶路撒冷当局给哈立德·迈沙阿勒派去了一个备有解毒药的小组，当然，这个药也是“绝密”的……

如果放弃中毒的看法，就应该提出“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说法。阿拉法特身上的红斑好像是多发性出血性肉瘤病，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疾病，艾滋病患者通常会得这种病，还有就是基因的缘故，一些日耳曼犹太人易患此病。

艾滋病？库尔迪博士说：“我曾问到是否给阿拉法特做过艾滋病检测。埃及人说 ‘没有’，突尼斯人说‘做过’。不过，突尼斯人后来证实，结果是阴性的。”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与性乱和同性恋有关的艾滋病被认为是有损名誉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除非被“敌人”，也就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传染上。阿拉伯媒体（包括在一些已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的国家如埃及、约旦）经常传播有关摩萨德一些见不得人的行动的消息，如由男妓和妓女们组成的突击队、发放“有毒糖果”……

正式证明阿拉法特患有艾滋病，就等于面临着一系列无法核实的问题。不可能重提他在与苏哈结婚前有关其私生活的传闻，比方说，罗马尼亚秘密情报部门的变节者扬·帕切帕在80年代就证实说，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是同性恋；前苏联的一些领导人在90年代提到他有“同异两性性行为”；相反，《星期日泰晤士报》一女记者却把他描绘成“十分渴求女性”的人。难道他是最近被感染上的吗？自从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开始以来，他与妻子分开，苏哈和女儿住在巴黎。

难道说阿拉法特的艾滋病是“中毒”引起的吗？有关“糖果”的说法重新出现。他身边的人都说，“领袖喜欢吃糖果和甜食。他在被软禁的时候，所有人都给他带这些东西。他甚至吃以色列生产的糖果……”不过，艾滋病并不会通过食物传染。阿拉伯世界的医学人士对此也很清楚。库尔迪博士最终设想出一种复杂的情况：阿拉法特很可能是在某次吃饭时被下毒的，他首先认定这一投毒是摩萨德所为，但也可能是阿拉伯或巴勒斯坦“叛徒”干的，而且表现出“艾滋病症状”。但何时何地投的毒呢？领袖的医生始终含糊其辞。

谁从死亡中得利？

10月27日当天，苏哈·阿拉法特抵达拉姆安拉。有证人告诉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说：“当她走进领袖的卧室时，他立刻就认出她来。他叫她‘亲爱的’、‘心爱的’。他们相互拥抱、亲吻。”苏哈开始一人掌管一切。作为阿拉法特的合法妻子，她有权监督治疗和决定转到某家医院。而且她在世界所有的法庭面前，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法庭面前，都和女儿扎赫娃一样是阿拉法特的继承人。阿拉法特名下已有了一笔估计为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金”，相当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自治区50％的国内生产总值。

苏哈一下子就宣布，她的丈夫将在巴黎接受治疗，“靠近我和女儿”。时任巴勒斯坦总理艾哈迈德·库赖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沙龙，争取他的同意。事情很快得到圆满解决：阿拉法特先在拉姆安拉医院接受检查，然后前往法国；一旦身体恢复健康，以色列将不反对他重返官邸。接下来，巴勒斯坦所有的领导人纷纷来到领袖的床前，说服他同意“法国解决办法”。阿拉法特笑着流下了眼泪，表示同意。库赖说，他要“致电巴黎”。苏哈打断了他的话说：“够了，我是他的妻子，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用不着再和任何人商量”。10月29日上午，两架约旦直升机停在官邸前，它们把阿拉法特送往安曼。苏哈和穆罕默德·达赫兰一直陪在他身旁。穆罕默德·达赫兰曾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长期以来被看成类似阿拉法特的养子。陪同人员还有财政顾问穆罕默德·拉希德，他随身携带的皮包里装着60万美元“以防万一”。领袖问：“我们去哪儿？”人们回答他说：“去约旦，再从那儿去法国。”他惊讶地表示：“去约旦、去法国……那是为什么？”接着，他又昏昏欲睡。

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指出，巴黎近郊的佩西医院“在血液病学方面是欧洲最好的医院之一”，但这也是“一家军人医院”，保密和安全工作很出色。只有苏哈一人参加了医疗小组。其他巴勒斯坦人员都住在巴黎的洲际饭店。

在头3天里，阿拉法特的状况有所好转，能够进食，也能站起来了。到了第4天，情况再度恶化。第5天转为紧急救护，因为他出现昏迷和左半身瘫痪的症状。达赫兰说：“从11月3日起，法国安全部门的一名官员打电话告诉我说，领袖的情况‘十分危急’，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1月4日18时30分，佩西医院一医生表示，阿拉法特处于“脑死亡状态”。也就是说技术上已经证实了死亡。然而，佩西医院各医疗小组很快又收回前面所说的话，并表示“病人陷入深度昏迷”。

11月9日，混乱局面达到了顶点。佩西医院和法军医务处发言人克里斯蒂安·埃斯特里波上午宣布，巴勒斯坦领导人“昏迷加重”。中午刚过，已赶到巴黎的领袖身边的几名重要人物证实，阿拉法特因“夜间突发脑出血”后“去世”。实际上，官方医疗记录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也就是病人在出现醒觉状态迹象一个小时后，于凌晨4时突然出现“大出血”去世。

然而，充当半官方发言人的阿拉法特侄子纳赛尔·基德瓦则否认：“他情况危急，也很困难，但他始终活着。”苏哈则不停地诅咒：“他们想要活埋我丈夫！”有消息说，她在接到希拉克“有礼貌但很坚定”的电话后才安静下来。11月11日，阿拉法特死亡的消息终于得以宣布。

显然，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身边的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安排葬礼，为了确定接班人，为了分配“给养金”，或许还为了重写令人满意的医疗记录。这一整套医疗记录如今属于国家机密。然而，还流传着另外一些说法，属于“半机密消息”。据透露，为避免“走漏”消息，采取了一些特别的预防措施，如用假名做各种检查。

各种检查似乎排除了中毒的可能性。确认了艾滋病，但没有明确提到这种病。有些文件，特别是突尼斯医疗小组所做的最早的完整检查结果不见了。另外一些文件，特别是肝部活组织检查报告好像被“重写”了。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并没有下结论，他们表示，“各种假设都有一些重要的依据”。

似乎无可争议的是，阿拉法特身边的人在他发病最初始终是消极被动的。而且领袖的死对所有的活动家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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