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排“同志光荣榜”之类的做法是否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呢？

根据我所看到的材料，在从事有关同性恋人物和历史研究的，除了历史学家之外，还包括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比如历史学家约翰。波斯威尔和约翰逊。内德。卡茨等）本人就是同性恋者。出于职业责任感，他们旨在揭示一个历来鲜为人知的边缘人群的历史，而不是因为自信心不足。如果我们承认同性恋者是一个亘古以来就客观存在的族群，那么如果这个人群得不到足够的反映，人类的历史就难以得到完整的表述，就好像一部中国通史如果遗漏了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那就成为惟我独尊的大汉族主义表现了。再比如说，俄国作曲家彼得。柴可夫斯基就是一名同性恋者，而其同性恋身份对其音乐创作影响之深厚，犹如他的俄罗斯民族身份和他的德奥流派作曲训练所具有的影响一样。如果没有有关专家指明他这方面的私人生活，我们对于他的音乐和人生的了解就会显得片面。请注意，我这里并没有因为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身份而判定他的作品胜过其他同时代的俄国作曲家，而是认为他的同性恋身份使他的音乐表达呈现出某种不同，而这种不同丰富了世界音乐。看过影片《卧虎藏龙》的人，即使不知道作曲者谭盾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也猜得出此乐只能出自中国人之手，因为影片中的配乐虽然以西方管弦乐为主体，但具有强烈的中国民族色彩（例如急锣紧鼓的戏曲风格的掺入，江南丝竹和新疆风格音乐的运用，等等），大提琴还不时在尾音处模仿二胡的哽咽，这一切并不等同于照搬八音盒里的中国旋律（而意大利的普契尼和法国的德彪西就只能走到这一步）。假如日后有人给谭盾立传，只字不提他的民族身份，那么读者们就无从看到一个完整的谭盾。

至于历史资料，除了重大历史事件外，有文字记载的人物大多集中在帝王将相或者名人身上，为市井小民立传毕竟比较少见，所以同志光荣榜里推出的人物也难以避免这种偏向性。说到底，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其中也有良莠之分，性倾向本身也无所谓使人感到自豪或者自卑，但当主流道德将同性恋斥为“变态”或者“堕落”时，诸如“同性恋自豪大游行”等活动就是对这种社会偏见的某种反动，可以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在很多涉及到自身权益的问题上，同性恋者的自信确实是抵抗偏见的关键，但光拥有自信是不够的。同性恋者并非生活在一个“独立王国”，我们不可能在一生的每个时刻都只出入于同性恋公司、同性恋饭馆、同性恋公寓、同性恋书店、同性恋诊所和同性恋酒吧等场所。

在我们在生老病死的一生中，时时与以异性恋者为主体的主流社会（包括家人等）紧密相联着，我们的行为也受到主流社会的影响和约束。如果希望享有更大的自由，就需要力求让社会和公众对于同性恋的认识也提高到和我们同一的层次。即使大众无法在道德上完全认同我们的需求，经济和法律权益的制定对我们来说仍然可算一种次优保障。比如在美国时常看到有关同性恋者就业平等法的辩论，支持一方认为性倾向与工作能力无关，所以在就业方面不能歧视同性恋者（当然同性恋雇主也不能歧视异性恋者），而反对方认为同性恋者有违道德，或者从“病态论”出发，认为同性恋者具有情绪不稳和自杀倾向等，因此持定同性恋可以成为解雇的理由。虽然我们可以坚持，作为同性恋者，只要有足够的自信就足以，但不持同样看法的人照样可以因为你的同志身份而不录用你，或者炒你的鱿鱼。

自我认同，“我行我素”固然潇洒，但如果这份潇洒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容忍”，同性恋者的生活空间就无法得以拓展，生活福利就会受到影响。在一年前有关方刚《同性恋在中国》的诽谤案审理中，法官在初审判决书上写下了“同性恋是变态”之类的字眼，如果没有邱仁宗、陈染、英达等诸多学者（其中绝大多数为异性恋者）

和同性恋者本人（其中包括一名军人）出庭阐明“同性恋并非变态”

的观点的话，这种判决就可能为以下悲剧提供法律依据：同性学生之间因为谈恋爱而被开除学籍，雇员因为是同性恋而被开除工作，房东将同性伴侣的房客驱赶出门，饭店门前挂上“同性恋者与狗不得入内”

的招牌，等等，而受害者则无处申辩。假如你得了急症，但附近的医院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拒绝接纳你，那么纵有天大的自信心也是回天乏术。

我的一位中国同事的类似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一家美国银行供职时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令他不得不愤而辞职，但他向银行提出了起诉。当时许多中国朋友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他也已经在另一家公司谋到了不错的职位，但他说：“你问心无愧当然好，但如果不通过某种渠道表达出来，别人就不会买你的帐，他们还是以为你好欺负。”后来他打赢了官司，银行赔了他一年半的工资。我想同性恋者向外界昭示自己的正常性，在于争取和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这并非自信心不足，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自我增益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