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的，是整个社会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同性恋的拒斥和恐慌。

大众心目中的同性恋形象，总是与“不正常”，“有毛病”以及“不道德”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成问题的还是这些概念——“正常”和“异常”，“疾病”与“健康”，“道德”与“不道德”。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些相互对立的概念的界限？就以“正常”与“不正常”来说，毫无疑问，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层面上，“不正常”意指一种与多数人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如果仅止于此，也还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异常被打上了道德的印记，换句话说，因为这事关乎“性”这个根本的问题，因此“正常”与否直接关乎“正确”，性的正确或不正确也就成其为一个道德问题。此种逻辑之下，当然同性恋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然而，为什么作为一种行为的性必须有如此多的道德规条呢？

为什么惯用左手不会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呢？如果将前述的“多数至上”原则一以贯之，似乎专用左手也应当是不道德的。再考虑一下今日世界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完全一致性正越来越少，而多元化和差异正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就更难以理解为什么独独在同性恋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如此暧昧。

当然，之所以同性恋在今日社会中成为许多人痛恨的对象，还在于不少人认为他们应当对艾滋病负责，正是在这个人群中，艾滋病爆发并流行开来，不正是他们那种不体面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可怕疾病的飞速蔓延吗？这种说法看来有理，其实却是似是而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群交往的频繁，几乎所有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几率都较以前为大。不正是由于人群的迁徙和商业活动的加速，才导致历史上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鼠疫爆发吗？难道我们要因此而谴责一切人类活动？

事实上，只要社会在变化，世界中人的活动在不断变化，交往行为在变化，传染病以及一切疾病就会发生变化。艾滋病不过是一个有些特殊而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的例子而已。因此，艾滋病从来就不应该单纯的归罪于任何人或活动，它的确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但谴责和道德指控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诚然，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所以会在这个人群中有如此高的HIV感染率和AIDS发病率，与许多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如何进行有效预防的观念远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普及，其中又尤以对避孕套的正确认识最为重要。一般而言，男性同性恋人群在HIV/AIDS知识的知晓率方面，属于较高的。

然而，即使如此，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男男性接触者中避孕套使用率仍然较低（以肛交为例，每次均使用者在进行肛交方为30.9%，在接受方为40.4%）[1].前文（《艾滋病的传播与预防Ⅰ：病毒与传染》）

已述及，肛交可说是可能导致HIV感染的性行为方式中危险性最大的一种，而采取保护措施的人如此至少，确实是始料未及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在于认识的模糊和观念上存在误区，例如，同一个调查显示其不使用避孕套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认为避孕套会降低快感（占38.7%），二是因为相信对方没有性病而觉得没有必要（占32%）。然而，一方面早有研究表明，用或不用避孕套，对性快感并无明显影响，之所以会有人觉得使用避孕套快感下降，主要的还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另外，由于男性同性恋者的性伴数量普遍较多，所以非安全性行为（即不用避孕套的性交）中其性接触疾病的感染机率明显较单纯异性性接触者较高，所以除非已经非常肯定是固定一对一性伴关系，避孕套的使用仍然是必需的。此外，由于普遍存在的对同性恋的误解，一些已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社会干预措施在我国得不到很好的实施，事实上也还根本无法开展。比如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取得同性恋组织的支持和争取同性恋者的积极参与，通过广泛宣传安全性行为在预防HIV/AIDS中的作用，促使人们改变观念，从而在性实践中改变行为被公认为控制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传播的最有效模式[2].但是，这些干预的实施，必须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支持和认同，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更取决于社会和有关人群的参与程度。换言之，这需要社会和大众首先尊重作为独立的人的同性恋者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我们的现状是，同性恋游荡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决策者碍于上述各种原因，没有对在这一方面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足够的支持。在HIV/AIDS发病率正逐年上升的背景下，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无法理解。

此外，同性恋人群中固定性伴比例一直很低，多数人的性伴数在数人到数十人之间，更有不少人的性伴数高达百人以上。毫无疑问，过多的性伴使感染HIV的危险大为增加。而不能得到社会认同，无法享有同异性恋同等的婚姻家庭生活是使很多同性恋者不得不选择一种无法固定的非一对一性行为的原因。当然，这里做如此论述，并不等于认为在性行为实践中，只有一对一式的关系才是值得称道的或“正确”的，因为在一个人有充分选择自由的社会中，个人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是有一个，还是更多个性伴。这里不过是想强调一个事实，即很多同性恋者愿意选择固定性伴，仅仅因为社会的原因而使得他们的选择无法实现，而又只是在预防HIV/AIDS方面，这种选择具有优势。

换一个角度，如果社会能够更宽容一些，将不仅为同性恋者，也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对HIV/AIDS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并不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伟大的思想家Michel Foucault（福柯）一语道出了问题的全部本质：“当男人之间的婚姻仍未被承认时，就没有文明可言”。（虽然当Foucault在1963年说这话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有艾滋病这样一种疾病，但是，在笼罩着艾滋病阴影的今天，反观此语，却不能不感到他的真知灼见）

今天，中国正处于艾滋病防治的前所未有的紧迫关头，HIV/AIDS发病率正在进入快速增长期，如果再不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后果将十分严重。然而，不恰当的把已被公认的HIV/AIDS防治措施归入“治标”之列，企及以“道德建设”之名“治本”将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引入歧途。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要求今天的人们再奉起禁欲主义的规条已无异于痴人说梦。艾滋病的传播规律也并非因地而异，前人的教训和经验已足资借鉴。联合国已将“预防艾滋病，你我共参与”（AIDS： I care， do you？）作为今年世界艾滋病运动的主题。这一口号已明确表明，一场缺乏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运动将不可能成功，而要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必须在观念上有所转变，全民参与的基础应当也必定是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因此，从政府到作为公民的每个人都有必要转变一些观念，当然也就包括改变对同性恋者的看法。的确，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观念变革的挑战，毕竟，人类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观念变革中才走到今天。

不仅如此，Foucault曾经提出，同性恋“是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即开发新的关系和情感潜力的历史机遇，它不是来自同性恋的内在性质，而是来自同性恋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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