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艾滋病爆时，西方一些宗教界人士称之为对同性恋者的“天谴”，难怪美国作家苏姗-桑泰格表示：“艾滋病是沾满道德意味的疾病之一。”

这种无知并不仅仅表现在对疾病的了解方面。在一个令自己困惑但又深觉反感的事物面前，人们习惯于找到一个替罪羊，这样既掩饰了自身的无知，同时又将内心的偏见和仇视一吐为快。殊不知，这种无知制造着迫害，最近歌星红豆事发后在媒体引起的一些争论就是如此。

红豆案发后，《京华时报》马上将矛头对准了同性恋，将同性恋等同于“恋童”和“变态”。尽管受采访的人士并没有对同性恋者怀有任何偏见，但恶俗记者利用笔下掌握的话语权，将潜意识里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敌意伺机跃然纸上，从而对读者造成了误导。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红豆的所谓“恋童”或“变态”是同性恋的必然吗？舞蹈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青少年，并非所谓的“孩童”。假如红豆骚扰的是以上这类学生，那么根本不是所谓的“恋童”。对于青少年的骚扰，是权力关系不平衡所致，握有较多权力的一方（比如象红豆）通常在年龄、体格、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方面占有优势，他们在施加骚扰行为时，权力较弱的一方（比如那些学生）有不敢张言或默认的可能性，这就使前者觉得有机可乘。教师对于学生的性骚扰，上级对于下级的性骚扰，家庭暴力（不管是妻子殴打丈夫，还是丈夫殴打妻子）和强奸，都是这种权力关系不平衡的显示，与性倾向没有关联。比如说，社会上强奸案层出不穷，而且几乎都是男性对女性施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有理由对异性恋大加鞭挞呢？

在对同性恋的认知方面，偏见总是和无知相伴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