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我们经历过的那个只有一个目标一种道德的全能社会里，同性恋不被见容是很自然的事情。所幸的是，我们社会已经告别全能社会而迈向法治，而法治的根本原则就在于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而同性恋行为大多只影响到同性恋者本身，更多地属于私人领域，从而它也就不应在法律的禁止范围之内。同性恋在当代中国能够浮出水面，正是因为由当代中国社会由全能到法治的改革发展进程所致。

因此，在当前社会里，同性恋已经不是合法与否的普遍行为规则的问题，而是已经转化为主流与边缘或者多数与少数的关系问题。在这样的关系中，多数的歧视排斥代替公权机关的强制惩罚，成为同性恋者所面对的主要压力和威胁。对此，同性恋者除了寄望多数其观念态度的改变之外，更开始向公权机关求援，寻求针对多数歧视行为的公权救助。希望由此获得自己的权利。

在笔者的个人理解，一个社会应该而且必须有某种主流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约束，但主流并非唯一，被部份或少数群体所接受，但又不妨碍多数人的行为及其价值，也应该有存在的空间。主流或多数中人对于边缘或少数的行为，可以甚至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并允许其在我们社会的出现。但是，这仅是笔者个人的意见，如果将其落实为权利的制度安排，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由于权利总是与义务结伴而生，同性恋者的权利也就是其他人的义务，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不赞成同性恋并且不原改变自己态度的人士，也必须依照法律制度的安排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只有在非同性恋者已经转变其观念态度时，才可能有效运转。如果非同性恋者并未转变其观念态度，他们将很难接受加在其身上的义务哪怕其来自公权机关的规定。而众所周知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非同性恋者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更多地是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公权机关的权利规定可以预料很难被落实。

于是，中国同性恋者的困难是双重的，表面上看，他们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多数的不理解和排斥，而从理论上讲，这种不理解和排斥可以通过来自公权机关的权利确认而逐步消除，但这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当他们试图效仿国外同性恋者寻求公权救助时，他们并没有像国外同性恋者一样，首先在社会层面伸张自己的权利要求，并逐步扭转其他人的观念态度，于是，由于当前中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的主流看法是负面的，他们的目标也就注定会落空。

因此，对于中国同性恋者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捷径可言。如果同性恋者不以自身的行动努力来改变其他人的观念和态度，他们将永远不会享有本来应该拥有的权利。同性恋者必须勇敢地站出来，让其他人了解自己，让其他人明白自己的权利要求，并有勇气在歧视和排斥中坚持伸张自己的权利要求，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改变其他人的观念和态度，也才可能最终获得自身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同性恋者来说，勇气是最重要的，因为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