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以上看法，在当时可谓石破惊天。罗素何以有这么大的勇气说出这番惊世骇俗之言？作为哲学家的罗素，其严谨和诚实的伦理观念与他创立的分析逻辑学乃是一脉相承。了解一下分析逻辑学（analytic logic）的基本要点，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清很多论点的似是而非之处。在本文中，我以反同性恋的最普遍论点之一“同性恋者奸淫幼童”为例，看看分析逻辑对此如何看待。

１、语言的所指是否有真实的存在

“同性恋”、“奸淫”、“孩童”等词所要表达的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假如“同性恋”并不存在，或者世上根本没有“幼童”，或者无所谓“奸淫”，那么“同性恋奸淫幼童”也就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或者至多只是一种夸张性的情绪宣泄，不能作为辩论和立法的事实根据。

恐同言论中不乏类似的以想象来代替事实的观点。我们平时经常听到“同性恋的蔓延将导致人类的绝种”之类的，其耸人听闻的前提在于：同性恋欲望将完全扫除异性恋，使生育成为不可能。这番论点能够激起很多人的恐同情绪，就是因为这些人将想象视为一种现实的可能。不过我们可以问一句：假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异性恋在过去的数千年内都未能“扫除”同性恋，那么占人口绝对少数的同性恋者何以能够使异性恋者断子绝孙呢？

２、言词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世上有同性恋者，也有奸淫幼童的人，两者都是客观的存在，但将两者并举是否是一种真实的现实反映？。将两个真实的现象并举，其结果有可能是对现实的扭曲，从而导致误解。比如说，“蓝眼睛”

和“中国人”都是公认的现实性存在，但如果我说“中国人长了蓝眼睛”，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异议。

事实上，“同性恋奸淫幼童”就是犯了类似的逻辑错误。尽管同性恋和奸淫孩童者都是客观存在，但同性恋的性倾向必然导致会奸淫孩童吗？我们平时观察到的玩弄幼童的事例通常发生在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未成年教徒之间等。这些例子的共性在于：双方在权力关系上并不平衡，施暴者往往占据着权力的上风，受害者由于无知或者害怕报复而可能流于逆来顺受。工作单位中上属对于下属的性骚扰如此，所谓“同性恋者奸淫幼童”也是如此，是权力的优势减少了施暴者的顾忌，从而导致了伤害的发生，但将这种不幸结果归咎于性倾向，纯属张冠李戴。

３、表达是否严谨

即使我们已经观察到了部分同性恋者奸淫幼童，那么“同性恋者奸淫孩童”的论点是否依然成立？分析逻辑会提出以下问题：究竟有多少同性恋者玩弄孩童？假如只有1％的同性恋者有玩弄幼童之嫌，所谓“同性恋者玩弄幼童”是否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我们平时在媒体上经常看到一些诸如男子奸淫女子的个案报导，那么是否就可以将所有的异性恋男子都定为“强奸犯呢”？

再比如，精神分析学说经常将男同性恋的成因归因于孩童时期与母亲关系过分紧密，这是一种片面的观察。研究者似乎没有看到，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在年幼时也跟母亲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但由于同性恋成为一种研究议题（而异性恋因“理所当然”所以不成为研究议题），于是同性恋者的母亲就成为应受指责的对象。

综上所述，分析逻辑貌似一种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但其实是一种有效的刨根究底式的思维方法。许多反对同性恋的人士可以夸夸其谈，但如果要求他们用分析逻辑来审视一下自己的言论，其很多论点就会不攻自破。

分析逻辑逻辑并非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万灵药，但它敦促我们去采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考虑到尽可能多的方面。这一切好比积分中的极限，虽然我们不可能达到极限（即绝对真理），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力所能及之下趋近这个极限──科学对于真理的探讨，就是这么一个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推而广之，分析逻辑使我们的认识和判断不停留在片面，使我们力求因势而异，对于任何事物和情势不一言蔽之，不局限于非黑即白的简单两分，不人云亦云，不让情绪掩盖、钳制、主宰或抹杀了理智，不再成为教条的奴隶。此时，我们在思想上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