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概念，这个连续带将包括“所有女人，不管她们是吸吮母乳的婴儿，还是在亲吻自己的子女时因回忆起幼年吃奶经历而体验到性高潮的成熟女性，或者就象弗吉尼亚。吴尔芙笔下的在同一实验室内的克罗艾和奥利维亚，或是九十岁辞世时由其他女性料理后事的女人”。

在八十年代初期，女性主义者就性幻想、色情和虐恋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当时一些身为女性主义者的女同性恋者出于政治原因，强调女同性恋关系与性交无关，但在这场被称为“性之战”的辩论中，许多女同性恋者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她们要求进一步探讨所谓理想的女同性恋行为背后所隐含的阶级和种族前提。她们将工人阶级中的雄性－柔性传统视为正面例子，要求强调女同性恋者的性欲望，并将之作为女同性恋身份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显著强调性欲，不在彼此间推崇清一色的气质。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标准性爱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女同性恋者更加自由地表达性欲望，展示自己雄性或柔性的一面，也许还可以去尝试虐恋或其它边缘式的性行为。如果老一代的女同性恋者得知这一切的话，很可能会对这些行为严加谴责。

这些变化的观点如何影响女性在性爱方面的经历？这似乎并没有定论，但这些变化确实说明了女同性恋者并非只有一种行为方式，我们对于性身份背后的意义的理解可以在短期内产生剧烈的变化。为了正确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需要对行为和相关的言语表达之间做一番仔细审视，不管这些言语表达究竟是私人间的还是公开性的。

听学生们谈论对性爱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历史上有关同性恋的文化事实的反应，有助于我了解不同年代的人在性爱方面的不同观点。

有一回我在讲授有关二战后同性恋小说的课程时，一位女同性恋学生抱怨道：“我们能否从一些比较积极的小说谈起呢？”我试图向她说明，在五十年代出现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积极”的同性恋小说，在当时犹如痴人说梦，因为那时候人们最多只是心怀愧疚地接受自己的性倾向，而且根本无从将这份内心秘密公布于世。

我不知道是否说服了她，但我一直不敢肯定，在同性恋日益公开的今天，在艾滋病的蔓延造成了某种负面效应的今天，性和性爱对现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施加着何种影响。学生、作家兼艾滋病活动家巴瑞。帕多克是《家内天福》的作者，此书中的《性之故事》一节对于同性恋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做了一番精彩描述：

路易斯从来不读厚书，他只看青春派肥皂剧，设计俱乐部广告和衣服，订阅时装杂志。他没有对父母亮相，从父母那里拿到的钱比我挣的还多，我在社区方面的活动令他感到惊恐。有时候，我觉得他是我希望得到的一切。

躺在床上，我说：“我感到自己正在堕落……和你一起堕落成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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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夜，他将手指戳入我的肛门，我感到里面有一阵不舒服的燃烧，但过了一会我整个身子开始觉得象被叮蛰一般，每个细胞都剧烈地兴奋起来。我获得了一种新奇的感觉，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般快活过。我以前只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我十岁时的圣诞节除夕，当时我疯狂地祈祷，然后身子感到一阵强烈的震触，仿佛上帝伸入了我的下身，令我倍感兴奋。

我们两人都接受了体检，两人都呈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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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周末，我快乐极了。我去布鲁克林参加了一个聚会，毫不费劲地与一些人打情骂俏。后来和一些朋友坐出租车来到曼哈顿时，一个叫瓦尔特的人邀请我上了楼。我俩开始接吻，他的胳膊很性感。他说：“这样我们会容易些。”

他把床拉了出来，我们互相做了简单的口交，在手淫中达到了高潮，然后一起冲了澡。当他给我做口交时，我低头看着他，突然想到：这简直就是一部毛片。我试图入睡，但头脑过于兴奋。我从床上跳起来，跟他道别后，飞身转回了家，开始彻夜写作。

自从与路易斯分手后，我还没有动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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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碰到了路易斯。“上星期是世界艾滋病日，你知道吗？”“知道，我从新闻里得知了。”“你看到‘行动起来’那些人打断总统的讲话了吗？”是的，他也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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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人节，汤姆、丹尼斯、杰森和我一起给教育委员会的艾滋咨询理事会送去了讽刺性的情人节卡片，因为他们试图颁布带有恐同色彩的唯禁欲艾滋病课程。我们冲进了理事会的会议室，杰森开始念卡片背面的语句，我则给参加会议的人分发卡片。在理事会里，居然没有一位同性恋者。我将正面印有两名女性接吻的卡片塞到了福克纳道长的手里，他气愤地将它撕碎后塞入了我的口袋，我就将碎片扔到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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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我拨响了色情电话的号码，希望这样或许能够认识谁。

电话里传来了以下录音：“好家伙，如果你三十多岁，喜欢接受剧烈而长久的口交，我将用自己深长的喉咙，让你那岩石般坚挺的阴茎达到爆炸般的兴奋。”这听上去更象一个卖二手车的商人。

我意识到，这种方法是无法让我找到情侣的……我决定不再打那个电话，因为到头来我只会在上面花费好几百块的电话费。

读着以上这些文字，我不知道性爱的肉体经历究竟如何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更不用说社会运动所起的作用了。（请注意巴瑞将自己与瓦尔特的性交比作“毛片”，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在取得实际性交经验之前，就看过色情影片或录像的时代）。另一位双性恋的学生则以坦白的文字显露出对世态的平和之心，他惋惜地认为，色情图象的涌现使性爱不再象以前那样带有特殊意义。而我认为，关键不在于将历史抹上浪漫的情调，而是努力了解不断变化着的性文化。

在同一代人中，民族、种族和阶级地位都会对性爱产生重大影响。

美籍墨西哥裔女同性恋作家谢瑞。莫拉加在八十年代初期有关女性主义性爱的辩论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她认为，她现在的性爱情感就是来自孩童时期以来耳濡目染的墨西哥传统中有关男女性别角色的训导，而不是女性主义反男权的理论。异性恋性别模式对她的影响并不亚于白人女同性恋者的影响，每个人的性爱感觉都有不同的来源。她认为，当一些白人女同性恋者自以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完全不同于异性恋家庭的性爱生活模式时，这至多只是一种幻觉，而要求有色人种的女性完全摈弃过去，这无疑意味着“可能失去身份中的一些基本要素”。

工人阶级出身的南方作家桃洛西。阿里森对此深有同感，她同样将异性恋家庭模式当作女同性恋身份模式的事先经验。在诗作《恨我的女人》中，她这样写道：

我们靠着这堵墙做爱牙齿、舌头和手缠成一块你压着我的腰部，使劲摇晃着我帖在墙上的腰部。

我身子向后猛撞，象一辆加速的火车。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姐妹们急促的呼吸声她们的手指在我身上滑动，伸展得如挣大的眼睛。

“听着。”“你听我说。”

我发誓，我能够象我的母亲一样。

我发誓，你当然可以象男人一样操我。

只要你再用一点力，我就能冲破这堵墙，我的手指会在上面抠出一个洞，这堵墙就会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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