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文。比贝在197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上，曾经与同性恋活动分子有过激烈对抗。学会年会的组织者为了以防类似的局面再次出现，考虑安排专门的讨论，让同性恋者讲述自己的经历。1971年５月，学会的年会设立了题为“非患者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会，首次允许同性恋者为自己说话。讨论会的参加者包括华盛顿马太辛协会负责人法兰克。凯蒙尼、旧金山个人权利协会的拉瑞。里多约翰、比利蒂斯之女的创始人德尔。马丁、女同性恋活动家丽丽。文森斯和明尼苏达大学学生会主席杰克。贝克。

对于许多同性恋活动分子来说，以上走出的这一小步说明，试图与专家达成妥协并非争取进步的最好方法，因为它可能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他们认为，应该重操故伎，象一年前那样靠打断会议来引起注意。凯蒙尼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对精神病专业权威提出最激烈批判的同性恋人士，他认为公开场合的冲突和桌下的谈判交易应该并重。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习惯于透过专业术语来审视实验方法的有效性。专业训练使他能够指出“病态”、“疾病”和“失常”等语汇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对研究者选择的实验样本的质量之低提出严厉批评。他总结道：“这一整套有关同性恋的‘病态理论’毫不严谨，粗糙潦草，毫无系统，淫秽粗俗。简尔言之，是劣质科学。”凯蒙尼要求精神病专家正视科学，虽然这一呼吁说服了一部份人，但其他人仍然坚持传统看法。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伯纳德。派伯博士说：“凯蒙尼博士的论调并不能消除他的自贱心理。”

同性恋活动分子在各种渠道展开工作，凯蒙尼也参与了事先计划好的搅乱会场秩序的活动。在５月３日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董事商议会上，凯蒙尼夺过话筒，向代表们喊道：“精神病学是实实在在的敌人。精神病学为了灭绝我们，发起了无情的战争。你们可以把我这番话当作宣战。”他们冲进会议的展览厅，威胁有些展台如果不撤下有关治疗同性恋的器具，他们事必将这些展台打个稀巴烂。这一切在当时闹得不可开交，以至有些精神病专家惊恐地将同性恋活动分子比作纳粹。

至1971年底，同性恋活动分子将他们的愤怒集中于一个要求：同性恋必须被剔除出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疾病分类。为下一次学会准备的标语牌包括：“同性恋、骄傲与健康：同性恋社区开口了”，这些呼吁希望能够赢得那些赞同在《疾病诊断与统计标准》中删除同性恋的专家的支持。组织者之一芭芭拉。吉丁丝说：“我们有相亲相爱的同性伴侣的照片……这种爱是光明正大的。”题为“精神病学：朋友还是敌人”的研讨会使同性恋活动分子凯蒙尼和吉丁丝与来自精神学会的同情者罗伯特。赛登柏和贾德。马默有了交流。凯蒙尼缓和了批评的语调，吉丁斯传达了那些不敢暴露身份的同性恋精神病专家的个人证词，马默和赛登柏则要求同僚们放下架子：“许多保守的精神病专家表现残酷，缺乏思考和人道精神……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耻辱。”这是精神病专家第一次站在同性恋者的立场上，向本行业提出公开批评。

然而，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无名医生Ｈ”（约翰。弗莱）的在研讨会上的出场，女同性恋活动家凯。拉胡森想出了这一奇招。

“无名医生Ｈ”头戴橡皮面具，穿着特大号的燕尾服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材。通过可以扭曲嗓音的特制麦克风，他向坐在台下的５００名同事说：“我是名同性恋者，同时也是位精神病专家……对我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失去诚实。身处一个‘治病救人’的行业里，我们同性恋精神病专家却不能保持诚实，这是多人令人难以置信！”听众大为惊愕，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同行中就有同性恋者！根据这位无名医生的所言，多年来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同性恋人士的社会联络网，总共包括大概２００名精神病专家，他们戏称自己为“同性恋精神病学会”。

修改《疾病诊断与统计标准》需要精神病学会董事的同意。1972年的年会后不久，学会的术语委员会成员罗伯特。斯匹策与同性恋社区取得了联系，社区人员的智慧和激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邀请纽约同性恋活动联盟的罗纳德。戈尔德组织一场讲话，让学术委员会来听，他还同意在下一次精神病学会上主持另一场讨论，致力于辩论同性恋是否应该被剔除出疾病分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责评估精神病学术语的专家既不强烈地支持修改，也不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接触过同性恋患者，其他人则对此一无所知。查尔斯。西尔维斯坦是纽约同性恋咨询中心“人之身份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从有关同性恋的精神病学研究中汲取积极营养，并融入大量支持同性恋者的专家的意见，为精神病学会的委员会准备了一份声明。金赛博士的合作者之一瓦尔德尔。伯梅罗也被招来帮忙。伯梅罗在发给术语委员会成员的公开信中指出：“精神病学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得益，使自己能够自豪地进入本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光，我对此抱有巨大信心。”他同时指出，在过去的２５年内，精神病行业一直对金赛的研究结果视而不见，现在改正错误虽然为时过晚，但总比不改要好。

西尔维斯坦在讲话中，使用了最能够说服精神病专家的论调。他采用精神病术语，既着重分析，又做到面面俱到，具有极强的职业色彩。他没有着重表达对于精神病学迫害同性恋者的愤慨，而是竭力指明继续将同性恋列为疾病所引起的错误性科学后果。他分析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名闻全国的精神病专家如何反对将同性恋列入《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他将诸如比贝和索克里底斯之类专家的看法归为“主观而缺乏证据的理论”，犹如“成年人童话”。“在过去犯了错误，这不是罪过，”他对委员会说，“但如果你现在仍然拒绝面对我们送到你眼前的的唯一的客观证据，那么这就是对科学的嘲笑，而疾病诊断体系应该基于科学之上。”

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往对同性恋问题没有明确表态的成员纷纷表示赞同修改，反对者则马上成立了“反对将同性恋删除出《疾病分类与统计手册》临时委员会”。1975年５月，当精神病学会在檀香山召开年会时，同性恋议题引起了极为激烈的讨论，它成为当时此行业最具争议性的议题，犹如一只“烫手山芋”。

大约有1000名精神病专家出席了由斯匹策举办了阐述各方对同性恋议题看法的会议。会场气氛极为紧张，讲话者呈现出两极分化。比贝和索克里底斯坚持传统观点：同性恋是因为儿时父母培养不当引起，是一种可以得到治疗的精神疾病。“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剔除，相当于美国精神病学会对其正常性的公开承认。”比贝警告说。将同性恋视为正常，就意味着对那些陷入痛苦的病人撒手不管，这将与精神病学长期以来坚持的人道主义精神相违背，将造成不可原谅的错误。

索克里底斯认为，异性恋行为和倾向是“人类的基本生物性功能，是不会随着社会和政治运动而改变的”。贾德。马默是第一批坚决支持将同性恋非病理化的著名精神分析专家。他重申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正常的”同性恋者确实存在，并要求同僚们对之加以亲眼了解。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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