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我国无论是学术界、传媒界，还是相关机构一般大众，对同性爱的认识都很落后。近年来虽然学术界出现重大转折，但多数人不过只演到变视同性爱为非道德问题或是疾病（变态）的层面，仅少数异性爱人士突破这一樊篱，把同性爱看作与异性爱并不相侼，平等且应接纳的现象。媒体认识程度的差异则较大，或仍在严厉谴责，或不过呼吁宽宥。一些机构与大众的认识则处于知少甚少或毫无所知，基本回避或全然否定的层面。唯有卫生部和高层次学术机构实现了与国际科学界的接轨。认识如此不均衡，使得加强交流与对话成为迫切大事。

长期以来同性爱群体处于遭受强大压制的弱势地位。因此私下不乏发出对主流社会的抗议和不满自身境遇的呼声。这算是一种交流。但是不够的。完全不足推动进步。交流应是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的。它包括同性爱者与一般大众特别是（亲友之间）的交流。同性爱文化网络与学术界、媒体、行政机关的交流等。相互交流的内容不但应涉及落伍于当代科学的偏见的鞭鞑，还宜涉及科学知识的传播，心理需求的表达，对积极变化的热情鼓励，对消极事件的重点批评等。

在我国部分城市，同性爱群体内较高文化层次的交流网络已初具规模。同性爱群体中有识之士与学术界专家的正面接触亦已开始。态势正日益向良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交流的相当贫乏。医学界，心理学/精神医学界，社会学界，伦理学界和法学界多需要就有关问题（同性爱现代性学认识）进一步交流，特别是同性爱者与不同学术界的交流更为重要。后一种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术界组织有关科研调查，它有助于促进社会各界人士对同性爱人群的客观认识和消除误解。同样重要的交流是同性爱群体中的内部交流。特别是所谓的"同伴教育"，其内容涉及到建立对自我的良好认同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在艾滋病的时代里怎样保护好自己和理解规范行为的意义等）。目前，在严重缺乏交流和群体之间相互了解的背景下，一些朋友急欲求大成，其动机可以理解，但同时必须考虑到今日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免欲速则不达和引起的误解。科研调查显示我国同性爱群体约有3000万人之多，尽管问题需要尽早解决，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人口有12亿之巨，大约有6000万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更有大量人口就业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等等。因而国家一直把社会安置工作放在第一位。对同性爱现象尚缺乏深入全面的科学认知的情况下，许多人士忽略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认识通常是大众社会主流认识的反映）更何况现在生活在艾滋病的时代里。近年来我国社会的大环境日益渐宽，从而使得同性爱群体之间的内部交流日益增加（酒吧，互连网等许多媒体为同志们提供了交流的天地），但是在此种情况下，注意三思而行，尤为重要。同性爱群体与异性爱群体一样都有少数不良分子。已注意到少数动机复杂的同性恋者，尽力收集他人隐私，一旦相识便纠缠不休。个别不法之徒更利用所知隐私，霸王硬上弓或勒索钱物和实施侵犯。在加强交流的同时，同性爱者需要好好保护自己，特别要认识到避免轻举燥动的意义。循序渐进地推动主流文化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发展，尤合情理。中国与英美的历史显著不同，不曾有肆意打杀同性爱者 的法律。此乃一大幸事。但数千年来，国人视传宗接代为人生大目标，并因此反对同性爱者，又是一大缺憾。扬其所长，击其所短，弘扬优秀文化，破除愚昧偏见稳步向前。唯有如此方有助于我国的同性爱群体和全社会的利益。

70年代的美国男同性恋群体对异性爱主义的严酷压迫奋起反抗。大碰撞带来的大变化，建立了酷儿理论（QUEER——THEORG）根据开创人类性史新篇。但继而出现的狂欢放纵却以大量同性爱者染上艾滋病为惨痛代价。较之60年代美国，我国当代社会对同性爱者的压力相对缓和的多。纵览全局汲取历史教训，大力弘扬科学，积极提高自身素质，稳中求进，即合国情又利于少付出代价。

我国主流文化社会对同性爱人群的政策，目前处于大变革之中中国将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好地解决自身的同性爱问题。促进国人有关同性爱的性文明的进步，需要同性爱者联手合作共同努力。所以我们必须加强与各界的合作与对话交流。

今天的社会已不满足经济物质的需要，而是迫切需要自身价值和权利的体现。马斯洛的五个需求中就涵盖了这个观点。跨世纪的时代也需要人类文明进步的再度发展。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方面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法犹为突出。西方弱势群体从隐蔽走向公开，与政治民主化，价值多元化不可分开。同性恋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此可借用女权主义提出的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来理解：同性恋的存在影响着政治、政策和法规的制定；相反政治、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又影响着同性恋和其生存状况；社会舆论对同性恋的态度会影响现行政策倾向及社会制度完善化发展；对同性恋的理解宽容必然导致政治态度和政策，法规的改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同性恋与人权理论。

同性恋虽是自古有之的社会现象。但长期以来不能公开谈论。60——70年代，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同性恋解放运动。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及流行迫使一些国家不得不重视同性恋问题。同性恋人权的问题也同时摆到了政府机构的日常议程的桌面上了。克林顿当选总统后解除了禁止同性恋者参军的禁令。参加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女同性恋代表认为：和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一样，我们也有权利在世妇会上表达自己，要求认同女性的性选择是人权；要求保障所有的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文化等方面的权利。《爱知简报NO.10》在西方国家，同性恋"多"起来的原因之一，与社会的政治状况有关。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和人权状况的改善，使人们承认性偏好也是一种人权，而社会的宽容使同性恋者逐渐敢于公开承认与公开身份和活动。另一方面，当人们追求更美好生活时，发现同性恋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从而成为曲折表达对专制统治的不满的一种形式，而这种表达只有在开放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强调同性恋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只有尊重同性恋者作为人的权利与尊严才能与同性恋者沟通，才能更好地解决与同性恋者有关的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那些目前在社会生活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同性恋者采取更加理解与宽容的态度。这是一定社会政治进步的条件及表现之一。

二：同性恋与政治和政策倾向。

同性恋的问题还带来许多富于政治色彩的问题。在估计和评价一个社会的同性恋人数时，它所派生出来的问题通常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如在美国，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派希望这个数字特别低。以证明同性恋是反常的、不可宽容的。相反，同性恋群体则希望着个数字很高，那样他们就可以说同性恋是一支现实的力量，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敢在竞选中无视和轻视同性恋的选票。我国的同性恋者一般也易倾向夸大同性恋的数字，甚至有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同性恋者，一些异性恋者实际是同性恋或是双性恋，只不过他们自己不敢承认罢了。以此来证明同性恋存在的合理合法。异性恋者则倾向于缩小同性恋人数，以此坚持反对同性恋的理由。仅在这个问题上亦显示科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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