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勒被认为是为了“狂热的道德主义”而背叛了科学，并被讥刺为“自以为是的长舌妇”。艾尔文。比贝和查尔斯。邵卡利之的名字则成了精神病治疗法对同性恋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的代名词。

但是对同性恋者的心理状况的研究还是占据着同性恋运动的核心地位。“我认为这场运动取决于对‘同性恋是不是疾病’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太辛协会华盛顿区分会主席，法兰克。凯蒙尼说。凯蒙尼曾在二战中服役，当时他在军队中做天文观测。他在１９５７年因为同性恋而被开除出军队。出于对同性恋运动的“温顺，谦卑， 辩解”

式的语调的不满，凯蒙尼开始了对精神病学界权威的清晰有力的批评。

“我在这场心理病理学的争论中决不会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任由他人随心所欲地来处置我。我想在决定我的命运的事件上积极主动。”

在凯蒙尼大胆的带动下，在华盛顿及其它地区的麦金塔成员最终在１９６５年采纳了下列建议：同性恋不是“疾病”，而“仅仅是一种和异性恋平等，并且在种类上也相同的喜好，倾向，或者说，习性”。对于如此直接挑战心理学现有的理论，很多同性恋活动家也心存疑虑。但是对这种同性恋非病理学说的争议，逐渐让位于新兴起的对自我的认同与依赖。当时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巴巴拉。季丁丝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我们深陷于精神病学对同性恋的观点中无力自拔，法兰克的学说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最终被东海岸的同性恋组织采纳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同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终于可以说：“看，是心理学家们在制造问题，而不是我们。

我们将抛弃他们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我们要走出来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而心理学家们只要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

一旦同性恋者开始相信自己的理论，同性恋运动的目标和方式就发生了剧变。当时的黑人民权运动也对同性恋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让同性恋看到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何等重要。他们对于依赖于专家们来促进理解越来越不抱希望。并开始依靠自身集体的力量去为“同性恋”

这件事本身辩护，而不再局限于为单个的同性恋者申辩。六十年代的一位女同性恋者说：

如果人们只是认为我们“不同”，而不是“病态”，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改变我们。

病态的一个仇恨歧视的社会，而不是我们。

在同性恋活动家的日程上，促进自我认同和推动社会改变被放在了优先地位。同时，争取公众的理解仍然是重要的目标之一。

在这种全新的学说框架下，心理学专家关于同性恋的所有论著和所有治疗都和几年前看上去截然不同了。心理治疗专家在被一些人看成富于同情心的治疗者的同时，被另一些人看成邪恶的敌人。同性恋活动家们不再讨论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的技术细节，也不再讨论哪种治疗方法更有效。改变性倾向的技术在道德含义上受到了怀疑。

关于“治疗”失败的故事也开始流传。在１９６９年以后，一些同性恋者揭发了他们是如何受到“有益的专家们”治疗的。这些描述为同性恋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词，显示出对同性恋的恐惧根深蒂固，同时让人们看到改变社会现状的迫切性。这些同性恋的经历之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仅因为是亲身经历，同时也揭示了在得到求治者绝对的信任和忠心后，专家们如何易于滥用这种权力来折磨同性恋者。

心理治疗不仅仅是一种侮辱，它是一种对曾经信任过它的同性恋者的凌辱。

例如，在１９７１年，克里斯托福。豪布生讲述了他是如何渡过十四年的心理治疗的，而同性恋运动才使他最终结束治疗。从他中学的最后一年开始，豪布生就因为“迫切地想变成一名异性恋者”而开始寻求一系列的治疗。在若干年的治疗中，他一直急切地要接受惩罚，急切地要接受医治。但是对那个令他痛苦的问题，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内心的罪恶感也没有丝毫减轻。最终在他的朋友们参加了妇女运动后，豪布生认识到“治疗医生没有能帮助我正确地理解我自己，我需要的是克服对自己的无知。突然之间，一切变得很清楚：医生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认定我是有病的，同性恋是一种病。而这种假设根本就是错误的”。豪布生认识一些自身为同性恋者的心理分析家，但他的医生则坚持认为不存在同性恋心理分析家。豪布生愤而中断了治疗，并勇敢地在同性恋运动中公开亮相。“在整个美国，”他写道，“有上千的人在接受治疗，还有更多的上百万的同性恋者处于心理学教条产生的无处不在的社会影响之下。他们只有在社会抗议风潮的帮助之下才会有勇气亮相。”

最辛酸的故事是那些已经有了一定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老年人。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去除自己的同性恋性倾向。前纽约市卫生保健部长、全国同性恋特别会议主席霍华德。布朗博士因为一名记者威胁要公开市政府里的同性恋官员而辞职。１９７３年，布朗博士公开向他的同事讲述了他辞职时的痛苦心情：“我感到自己仅仅因为性倾向而受到了谴责，但我又无力为自己辩护。”甚至在他的亮相发言被《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以后，他仍然感觉自己和周围年轻的同性恋者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他们对我艰辛的努力不屑一顾。因为以前接受的很多精神病学关于同性恋的陈词滥调根深蒂固，很难从脑中去除，我还是相信同性恋者是情感有缺陷的自恋者，同性恋者永远都不会象异性恋者那样全心全意去爱，我还是相信我们是天生地肤浅和不负责任的。”他说。

布朗和精神病学的接触开始于１９４２年，当时他正准备进入医学院就读。他焦急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一名精神病医生，这位医生的回答是：“同性恋不可能成为医生，他们只能成为发型师。”在服兵役期间，布朗研究了军队的诊断清单，发现象他自己那样的同性恋者被归类为“生来就是在心理病理上低等”。在医学院，他的教科书写道，同性恋病人是易于冲动和不成熟的，同性恋者对社会道德风尚和标准极少或根本不考虑。由于感受到急迫的危机感，布朗深信自己将过一辈子悲惨的生活，他决定接受心理分析。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每周四次对医生描述他的梦境。心理分析的花费比他所有其他生活费用的总和还要多。“斯耐尔博士让我相信，我不可能恋爱──真的，没有同性恋者能恋爱。我又花了二十年时间才从心理分析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也就是说，我在二十年后才开始认为我和其他的同性恋者是有存在价值的，是有能力的。”基于自己的经历，布朗总结说：“如果精神病专家从一开始就对同性恋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可能会过得更好些。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积极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受到的尊敬使我们生活得更差。”

马丁。都伯曼是一位获奖的历史学家和剧作者，用非常个人化的笔调描述了对治疗的狂热追求如何污染和控制了一个前途无量的生命。

在都伯曼从一所进入另一所精英学院的同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他的生活被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喜悦的学术生活，另一半是地狱般的内心世界。在他１９９１年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

“我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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