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从很多方面来看都不象是同性恋者的朋友，但他事实上是同性恋者自二战以来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盟友。

金赛是印第安大学的动物学教授。在把注意力转向人类性行为以前，他花费了数年时间研究黄蜂，并收集了超过四百万只的样本。自１９３９年以后，尽管金赛的研究目标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他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变化。在科学理念和客观研究模式的激励下，金赛相信扩展人类的性知识不单有助于形成一门新的、合理的性科学，而且真实的、非情绪化的信息可以增进人类福祉。他的目标是“积累一些关于性方面的客观的事实资料，同时严格避免社会性或道德化的解释”。

他曾仔细地记录“每个人都想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和社会价值来诠释这些资料，但这不是科学的方法。事实上，科学家并不擅长于做出此类评价。”

他的性学研究成果，也就是著名的关于男性性行为和女性性行为的金赛报告分别出版于１９４８年和１９５３年出版。金赛的研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和全国性问题研究会的资助。金赛在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大规模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来自于书面记录下来的几千名美国人的性经历，这几千名美国人包括大学生、囚犯、白领和蓝领工人、家庭主妇、部长、妓女和精神病人等，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在长达两小时的面谈中回答了３５０至５００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他们的性偏好和性经验。

金赛研究的规模和样本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在此以前，所有的性行为研究都仅限于个案或非常小的群体），但他的所有研究对象都是白人。金赛非常关注他的研究在统计学上的有效性，他担心仅仅根据少数黑人的性经历得出的结论会破坏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金赛相信，只要研究的样本足够多，就可以找到关于性的科学真理。他的最终目标是收集十万份样本，然而他在１９５６年逝世时，这一目标尚未达到。

金赛根据六种主要的性兴奋类型，把收集到的５３００份男子和５９４０份女子性问卷进行清点归类，这六种主要的性兴奋类型包括：手淫、遗精、异性爱抚、异性交媾、同性关系和兽交。他进一步把研究对象置于一个七分尺的某一点上，七分尺的一端为绝对的异性恋者，另一端为绝对的同性恋者。这个七分尺可以反映研究对象在报告中所述的生理反应和情感依恋，金赛把它称为“异性恋－同性恋平衡表”。

与弗洛依德和其他在二战中研究同性恋的许多心理学家不同，金赛并不研究同性恋的原因和治疗。同性恋或异性恋的成因以及如何确认并不是金赛感兴趣的问题。对他而言，性行为是人的一种直接的生理现实。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与同性发生性行为，他写道：“从早期历史开始，同性恋就是人类性生活的一个重要部份。”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这是人类一种基本能力的表达。”金赛的目标是记录下人类怎样进行性活动，而不是他们说自己是谁或他们相信什么是正确的。

由于金赛报告显示出，人们的实际性行为和广为接受的性道德相去甚远，这使他的工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居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念宣称，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关系是唯一自然和被许可的性关系表达，但人们在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却与这一观念直接冲突。举例来讲，金赛的研究显示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２６％的妇女和５０％的男子有婚外情。根据男人们对问卷的回答，只有不到一半的性高潮是和自己的妻子交媾时发生的，换句话讲，超过一半达到性高潮的性行为都是被社会所排斥的，有些行为甚至被认为是犯罪。金赛还记录了不管在上流社会还是社会下层，手淫是广泛存在的一种基本性行为。

金赛揭示了同性恋在美国普遍存在，这比报告中其它所有发现都更具震撼性。他在《男性性行为》里平静地写道：“对所有资料研究显示，３７％的男子在青少年至老年期间有同性性行为。”在女性中，金赛发现２８％的女人在４５岁前对其他女性有性反应，１９％的女人在４０岁以前有过某种程度的同性性接触。金赛估计，完全的同性恋者占美国全部人口的１０％，也就是两千万人左右，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以往的任何估算。

即使在最后结果出来以前，由于金赛把受鄙视和‘不正常’的性行为，特别是兽交和同性恋，与正常的异性恋行为并列在同一份问卷上，他的研究已经在公众间议论纷纷。例如，一个中学老师仅仅因为帮助金赛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安排调查面谈，就丢掉了饭碗。因为金赛的资料对于正常的性生活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所以每一次报告刊发时，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好奇，报告也顷刻间变为畅销书。

愤怒是另一种普遍的反应，知名人士感到大受冒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哈罗德·Ｗ·多兹要求会见洛克菲勒基金的官员，表达自己的不满，结果来自全国性问题研究会的资金被切断了。来自布鲁克林的国会议员路易斯·赫勒企图阻止《女性性行为》一书通过邮政发送，他大骂金赛把“世纪侮辱”抛在无辜女性身上，还不断为“一代人的堕落、人类尊严的沦丧、青少年犯罪的蔓延和对‘性’的迷罔与误解”

添砖加瓦。美国医学学会在１９５４年斥责金赛为“一股性狂乱”推波助澜，心理学家埃德蒙德·波格勒谴责金赛的书是为了向“公众和立法者兜售‘堕落是完全正常的’而编造的统计学神话”。他还饱含敌意地声明：“金赛的结论为同性恋提出了‘不可抗拒的’、‘统计学的’、‘科学的’论据，怂恿他们去保持和传播堕落而不必感到罪恶，男女同性恋者都为金赛提供了帮助。”

然而并没有证据显示同性恋者对金赛施加了任何影响，他最初和最后的目标都是科学。男女同性恋者仍然站出来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研究，金赛的同事很快就意识到了同性恋群体在背后所能做出的重要贡献。金赛的一位同仁沃德尔·波密罗义解释说：“那些述之详情的人通常是同性恋者，尤其当他们发觉我们了解他们的用语和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总是明显放松下来，并且急于交谈。”

那些没有和金赛的研究组面谈过的同性恋者也在最后的报告中得到了希望和安慰。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把金赛报告看作是别人和自己一样生活、一样相爱的一份证明。金赛大规模经验性研究无疑鼓励了所有的读者去衡量自己的性经历，金赛的手指不是波格勒宣称的“传播堕落”的绿灯，但他以统计学数字告诉了同性恋者：你们并不孤单。看过和听过金赛报告的人有理由相信，自己属于一个数量庞大的少数群体。由于１０％的数字使那些确信自己从未见过同性恋者的人大为吃惊，同时同性恋者可以自我安慰说，自己很难被别人辨认出来。

金赛报告的文词图表枯燥乏味，但同性恋者在金赛的数字中找到了安慰和休戚与共的感受。报告出版几年后，一位女同性恋者赞赏地写道：“金赛简单、超然地记录下参与调查的人中，３７％的男性和１９％的女性有过明显的同性性经历。这可能比充满激情的大声疾呼更有效地唤醒和推动了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和接纳。”金赛可能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宗教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之外，但他的研究把人类的多元性行为史无前例地展示在公众面前，客观上挑战了文化中性压制和性否定的成份。正是因为金赛的研究成果，同性恋向正常化大大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