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谈与丈夫———已故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浪漫又专情的感情故事时称自己———思想前卫但只在学术领域

交谈人物：李银河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著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同性恋亚文化》、《中国女性的性与爱》、《中国男同性恋群落》等。她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研究性的社会学家之一，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李银河也是已故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的遗孀，整理、出版了大量王小波作品。

交谈动机

李银河是第一次来到广州作公开讲座。上周五下午，当她登上中山大学的讲坛时，热切盼望着的年轻学子们都吓了一大跳！———李银河坐在轮椅上，右手和左脚都打着厚厚的白色绷带。原来，她当天上午不慎摔倒，造成手、脚轻度骨折，即使这样，她仍坚持如约前来。

在接下来的伤痛折磨和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出乎我们的意料，李银河还是接受了本报的专访。话题就从她新近选编出版的王小波、李银河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谈起，听她用那样平静的语调谈起与丈夫的浪漫爱情，谈起自身不寻常的研究领域和理念，让人不由不承认，尽管眼前这位中年女性衣着朴素、貌不惊人，但她的浪漫热情、她的彰著个性却是深深蕴涵在骨髓和性灵之中。

新书：王小波书信每一篇都像艺术品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新出版的这本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方面它非常畅销，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即使是作家的情书也不该这样大白于天下，甚至有人把它的问世和“名人家属出书热”相联系，对此您介意吗？

李银河（以下简称“李”）：（笑）其实这些情书有1万多字已经在《浪漫骑士的纪念册》里收录过，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批文字存在，于是图书公司就想策划出版专门的情书集。我回家找了找，一共选出差不多有4万字的书信，除了书信之外，书里有我写的关于小波的全部纪念文章，另外还有两篇跟我们的爱情有关的小说：一是《绿毛水怪》，这是促成我们相识的作品；一是《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写到了小波从农村回到城市以后的苦闷心境以及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王小波是一个既浪漫又专情的人，他的书信每一篇都像一件艺术品，除了表达个人的感情外，还具有极高的审美意义。他既是我的丈夫，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因此这些东西就不仅对我个人有意义，也是公众的财富。

记：书中有许多让人非常感动的浪漫表达，你们在生活中真的是这样浪漫的一对吗？

李：我清楚地记得小波的信里许多表达，都是用身边触手可及的东西来比喻和形容，有一次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说：“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想，世界上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抵挡这样的诗意和纯情。小波还特别幽默，例如他去世前我在英国剑桥进修，互联网上刚有了在线即时发送电子邮件，但每封中间会相隔一两分钟。他就用暗号“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来跟我“接头”，你看，我长得矮，又开始发胖，是不是有点像土豆？

但是我总认为激情并不是最持久的，比如婚后老在一起就写不出书里那样热切的信了，如果你想保持一对一的情感关系，激情一定要变成柔情才会长久。我和小波的生活很简单，生活方式也很一般，只是思想交流、聊天、出去散步、旅行的时间比较多。我们之间没有过多世俗的考虑，两人在一起主要的理由就是爱情。

自己：思想前卫骨子里浪漫也不传统

记：您在研究领域有着非常前卫的性观念，能够大胆地为一些传统思想不容的行为习惯正名，但在生活中您似乎又是一位有着传统婚姻、家庭和情感模式的中国妇女，这二者有矛盾吗？

李：在性上我主张所有的形式都应该接纳和容忍，甚至包括一对夫妻各自有情人、到周末四个人聚会这样极端的例子，但我们自己选的还是一对一的关系。其实你研究或主张什么，不一定自己就会这么做，比如你研究谋杀不一定自己就要去杀人。完全可以通过研究去了解人们各种需求，但你实践的可能只是其中一种。我虽然只选了一种，但会介绍其他100种，而且给大家也灌输一种观念，别因为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就歧视人家、就认为他有病。

我的思想肯定挺前卫，但只是在学术领域。实际生活中性格比较正经、低调却并不保守，一个老实、规矩的孩子并不一定都很理性，他们的内心也是很狂热的，也许更渴望爱情，我应该算是骨子里浪漫的。同时我也不是那么传统的，比如自愿选择不要孩子在那个年代就是不太多见的事，我们可能是赶上第一拨做这种选择的人。这是结婚前就商量好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特别喜欢小孩，也有养个孩子会增加很多事、生活水平会降低等自私的想法，又不像有些夫妻需要孩子作为纽带，两个人的世界就已经很丰富很有趣了。再说小波也说了，我们两家兄弟姐妹都很多，而且生男生女都有，我们也添不出什么新品种了。我想如果他要活回来的话，我们商量的结果肯定还是不要。

性学：性与性别跟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记：很多人称您为“中国性学第一人”，为您饱含勇气和智慧的选择叫好，您作为一位女性为什么会坚定地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亚洲周刊》曾把您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李：其实我的研究领域并不只是性，还有婚姻、家庭和性别，但可能因为在普通人的理解中后三者都同性有关，所以就认为我专门研究“性”。在中国，性研究的领域一向隐秘而被人忽视，除了少数以医疗、生理学为基础的研究者，几乎就没有人从社会学、性文化来切入。后来我到美国读书，学的是社会学，又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回国后也在搞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婚姻家庭问题，这很自然就会研究家庭中性别的差异。我发现中国人性观念上的变化很快、很激烈，几乎可以说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性革命”，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调查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只占15％，到现在已经达到60％－70％，同时在学术领域的论战也很激烈。这些都很吸引我。

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别人认为这个领域研究不重要。但我有个比喻，一个动物学家，总不能说研究昆虫的就不如研究大象的重要吧，性与性别可以说跟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做科学系统的研究当然也十分必要。

身份：特别反感人家只说是谁的妻子

记：可以说您一直有两重身份，一是中国最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二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夫人。这两个角色对您来说孰轻孰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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