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4月1日这个愚人节，因歌星、影星张国荣的跳楼身死而显得落寞而悲情。而由此牵引出来的问题，却不止他跳楼身死那么简单。

张国荣于2000年向公众宣布了他的同性爱的事实。他的歌迷、影迷们也接受了他的坦然。然而，这份坦然的背后藏着多少无奈。我们不是当事人，自然也无法了解。但我们可以想见，在一个尚不认可同性爱的社会，作这种宣布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

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同性爱群落的处境可以用“困兽之境”来形容。自从法律不再认为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流氓”行为——而且给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定为“流氓罪”——之后，整个社会对同性爱以及这个群体持着一种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犹如许多大学里校方对学生谈恋爱的态度一样。但是，同性爱与大学里的男女恋爱毕竟有不同之处，其面临的两个困境是：一方面，社会的进步和开化虽然让同性爱以及这个群落的处境相对于过去更为宽松，但法律并未从事实上给予同性爱予认可，因此他们的权利就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使得社会的主流文化将同性爱以及这个群落视为“异端”，主流文化视异性之性为自然，视同性之性为非自然，甚至是“恶”。

对同性爱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逐渐地分野，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各自的理由。从社会整体上来说，同性爱这个群体已经不止是一个现象，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群体。甚至，我们不该象李银河博士那样，认为同性爱是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因为一种亚文化永远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也可能永远不被社会的主流文化所认同，因此，我主张将同性爱文化划分为主流文化的支文化——它并不是以一种亚文化的形态与主流文化相对立，而是作为一个实在的群体而成为主流文化的支文化。正如，屠杀、战争等作为一种消极文化与当今的和平自由的主流文化的对立而成为一种应该永远被抛弃的亚文化，因为那种消极文化是非正义的，对人类是有害的。而同性爱从本质上来说却并不属于一种有危害性的消极文化，它只不过处在一个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相左的地步，而这样一种文化结果是否消极，则取决于我们的主流文化是否接纳它。接纳，则它将以良性的态势发展；不接纳，则它将陷入困兽一般的局面。这种结果是恶性的，“困兽犹斗”，何况是在世界各国已经极其普遍的一个群体？

思想家福柯说：“同性爱只是一种生存形态或生活方式”。现实也是如此，从过去到现在，有多少人不是偷尝过同性之娱吗？当然，那些在“极高教养”的包装之下的人们可能不屑于这种现象和这种行为。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生物学家的研究也说明了同性爱在生物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认为自己是以科学来武装头脑的人——难道不能接受这个自然的现实吗？

同性爱以及这个群落的逼仄处境正在向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发出危机的警告。他们不被认可的现实给社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许多同性爱者迫于压力而与异性结婚，然而与异性之“爱”并不能让他们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于是许多同性爱者或沉沦于同性爱酒吧，或到公共厕所周围等待一次刺激与满足，或约定朋友到酒店去享受爱之欢娱……然而他们不能面对他们的同性朋友，至少是以正常的心态。同性爱群落中流行着一夜情，这一夜情给他们带来了快感，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危机。“中国农村研究网”的一份调查指出：“1993年至1996年全国STD监测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中间，感染STD者比1993年增长了263%.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几无防范，性自我保护意识极弱。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男性同性恋者人群中的HIV感染数量也在直线上升。

据专家统计，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38例HIV阳性或者AIDS病人中间，其中有12人承认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所感染的。而另外一所医院的报告是，33例HIV感染者中间，有10人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的。由此专家预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可能有10%的HIV感染者是由不安全的同性性行为导致的。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同性恋者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所受教育程度相差悬殊，既有文盲，也有著名学府的博士生导师。“

2002年12月1日是世界爱滋病日，而此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指出中国若不尽快采取紧急措施，到2010年，将最少有一千万以上的爱滋病患者。最重要的是，同性爱这个群体不能再作为一个隐性群体而存在了。我们需要正视它，而且必须正视它。一个原因是，同性爱仅仅是为传统文化所不认同，这是一种主流文化有意或无意地排斥支流文化的自然现象。因此我们应该用自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少加上一些道德色彩；另一个原因是如果社会不能对同性爱予以认可，不能从法律确保他们的权利，那么，他们将仍然会作为一个隐性群体而存在。而这样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隐性群体势必走向性乱的恶性循环，社会的歧视甚至会导致他们反社会的报复。

无论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还是站在同性爱支流文化的立场，我都认为：社会应该而且必须给同性爱一个名分——法律上的，道德上的。从各个方面保护同性爱者的利益，给予他们明确的身份。婚姻法也应当在这方面有所表率，从解放初期宣扬男女平等到现在主张异性爱而排斥同性爱，不是公然表明了另一种不平等吗？无论从社会文化还是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同性爱群体都处于RUO*势状态，甚至连一般人一样的常势（非优势，也非劣势）都不能达到。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应该的。

同性爱群体因为这个社会的种种现实而不自愿地落入越来越逼仄的境地，这并非他们的选择。传统的心理学因为受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影响，也将“变态”这个词没有区分而且不负责任地加在所有同性爱者身上，因为公众的心理中，这个词是贬义的，是带有侮辱性的。现代心理学已经不认为同性爱为“变态”，因为与“变态”相对的是常态，“变态”也就是“非常态”。我们应该想到，同性爱并不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现象，只是因为它的少数，还因为主流文化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作用，它才不被社会所认可，所接受，因而也不受保护。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应该清醒？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存在并肯定它的存在？当然，我问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多此一举，因为这个群体那么实在地存在着，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同性爱以及同性爱者，不应把他们看得如同怪物，如同异类，从而致使我们用偏见把他们逼入死角——这种行为的最可能的结果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损害！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同性爱者不是猛兽，因此我们也不应该象对待猛兽那样去对待他们。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同情；他们需要的是一片正大光明的天空，而不是被社会鄙弃的一片废墟。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不断地反思我们的传统——三寸金莲和太监文化这种病态曾被我们这个古老国度一度奉为风潮，而并非病态的同性爱却直到今天仍然未能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呢？难道我们的文化在发展和选择的时候都趋向于一种病态的美么？从这个疑问中走出来，我写下这样的文字：不要张国荣那样的悲剧，不要同性爱电影里面的那种假温馨假温情。不被社会主流文化所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