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大代表大会前夕，李银河女士又试图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同样又是被拒的结局，理由是同性婚姻在中国“太超前”。

争取同性婚姻在中国取得合法化地位，初听确实显得有些突兀，另一条可借鉴的经验是在有关就业、就学、住房和从军等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加入禁止歧视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条文。但我觉得，在中国推动这方面的立法，难度可能更高。

在反歧视法律中加入有关性倾向的条文，欧美国家在这方面的争取其实是借鉴了妇女和有色人种的平权运动经验，同性恋者对于平等权益的争取是对民权运动的延续和必要补充，因此同性恋者及其支持者在争取权益时，时常把同性婚姻和跨种族婚姻相提并论，把同性恋者的平等就业权类比于黑人以及妇女在这方面的权益。同性恋团体也很注意和妇女团体和黑人团体结盟，比如黑人中恐同情绪被认为高于白人，但NAACP是支持同性恋者平等权益的。而妇女平权运动兴起于二十世纪初的投票权争取（suffrage），黑人民权运动兴起于二十世纪中期，七十年代末美国还差点通过了性别非歧视法的宪法修正案，这些都在历史和公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照中国的情况，虽然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宗旨的法律规定了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但落实到具体实施则往往面目全非，比如各地的招工广告不乏年龄和性别方面的歧视性条文，在欧美国家有过生活经历的人会觉得这些条文很不妥，很刺眼，但对很多国内民众来说，却显得再自然不过。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字面上的平等条款是从上至下颁布，并不是草根运动推动的结果。要求同性恋者争取非歧视法的设立，我们看似再熟悉自然不过，但这种熟悉自然来自国外的生活经验，而对于国内人而言，推动非歧视法可能更显得突兀而陌生，难以让公众有所共鸣。

从另一方面而言，东方传统注重家庭，连春节联欢晚会都会有黄昏恋的节目。因此以家庭为出发点来倡导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不仅不失为一善举，而且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