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同志不讲社会公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同志在公众中的形象，败坏了同志在社会上的声誉，难怪百姓颇有微词。我曾经真实的听到过人们看了有关同志事件的报道后说，这些人真是变态，搞流氓不说，现在又在杀人、抢劫了，真该把他们通通抓起来！还有一位老大娘说的话真是发人深省。她说，这些人给脸不要脸，尽在厕所里乱搞，大家都说艾滋病是他们给搞出来的，我看正没错！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其实，在我们同志中，优秀人才、社会精英比比皆是。所以，我们要溶入这个社会，就要遵守这个社会的公德，被公众所接受，而不是被抛弃。1998年出版的《同性恋亚文化》（李银河著）中曾披露过，当一位同性恋者被问及对周围的人有什么评价和想法时，他说：“我觉得自己如同过街老鼠，又怎会去对别人评长论短呢？但至少社会公德、道德还是应该遵守的，一些传统美德还是应该崇尚的。”遵纪守法是社会公德的又一基本要求。对一个公民来说，是否自觉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纪律观念强不强，法制意识强不强，体现着他的道德风貌。遵纪守法同时也是保证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同性恋现象在中国正逐渐获得人们的默认和理解，从一种不为人了解和支持的行为，到许多人以理解、科学和宽容的态度来正视它。这种局面是来之不易的，是与许多专家学者的奔走呼号和广大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同志争取合法的社会权利而努力。她认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社会公正。所有少数族群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利都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而不应当受到歧视。她多次通过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案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尚未得到采纳，但已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还有一位就是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张北川教授。他是同志的呵护人。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艾滋干预项目组的工作，为我国的爱滋病防治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获得了国际艾滋干预组织颁发的马丁奖。他经常倾听同志的呼声，为同志排忧解难。还有许多出柜的同志，象童戈、崔子恩等，他们积极地为同志的权利工作着。因此，我们作为一名同志要倍加珍惜这种局面。要以遵守社会公德作为回报社会的爱护和宽容。

我们讲社会公德就是要讲一个“爱”字。这个爱，除了爱国家、爱人民，还要对社会有爱心。只有献出了爱，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最近浙江首个经卫生部门认可的民间同性恋爱心组织——浙江同志爱心工作组成立。该组织的发起人向东就是一位有爱心的同志。他经常出资来帮助那些爱滋病患者。并且他想通过成立这个组织，用集体的力量来更多的关心周围的同志。

我们讲社会公德就是要讲一个“严”字。这个严，就是要严以律己。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出格，尤其是同志。因为我们的言行比较“引人注目”。只有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我们的诚恳、谦和、端正和大度，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尊重。假如同志的声誉一旦毁尽，那我们就只能是声名狼藉，成过街老鼠了。

我们讲社会公德就是要讲一个“诚”字。这个诚，就是诚实待人，诚信对人。现在有的同志对圈子中人、对社会公众总是以一种欺骗的面目出现。这种行为使社会公德失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要诚实守信、坦诚相见，我们要礼貌待人、与人为善。

在强化社会公德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提倡大家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另一方面必须对于那些违反社会公德乃至触犯法律的同志要坚决予以批评教育，严肃处理，从而产生一定的“警戒效应”，使多数人受到教育，使不良行为得到收敛。

《以生命的名义》——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让平时隐匿在角落中的同性恋者走上前台，平静而真诚的讲述着自己的事。这个天大的转变，是以前所不能想象的。真如一位记者说的那样，这个新闻的播出，本身就是最大的新闻。张北川教授指出，这表明我们的社会更加尊重科学与人性了，也证实了我们——不分性趋向的人们——生活在正在进步的中国！我们要为生活在这样的年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而感到高兴，同时我们要更加自觉规范自己，遵守社会公德，溶入这个社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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