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穆斯林学者在一本薄薄的批判物质主义世界时指出：20世纪是被三个犹太人改变的。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古典精神也是这三个犹太人割断的，同时他们还开启了新的世纪。这三个人便是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而这三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人类的起源和性的问题有过深刻的论述。如果没有达尔文，同性恋问题便只能停留在神学时代的禁锢中；如果没有弗洛伊德，人们对同性恋的研究也不会深入到科学和内在中去。正是有了他们，同性恋问题便在20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20世纪，西方社会对同性恋问题开始争议，并成为一个学术问题。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同性恋是否属于精神错乱—类的问题。英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精神错乱诊断及统计手册》对同性恋的归类可以反映这种轨迹：最早的分类是把它归于具有性病态的精神病个性，第一版它被划归为“反社会和个性混乱”一类，第二版则把同性恋归为性变异，并列在“个性错乱和某些其它非精神病的精神错乱”一栏下。这些变化表明人们的态度在逐渐变化，对同性恋的宽容从医学界发展到整个社会。

美国人的研究在20世纪总是引领世界潮流，在同性恋问题上也一样。1947年4月，这是同性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同性恋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不应把同性恋归为“精神错乱”一类，为此他们创造了“性意向混乱”一词，并作如下叙述：“这一范畴是指那些个体，他们的性兴趣主要指向和他同性别的人。他们想改变自己的性意向，并且因此而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这个范畴和同性恋不同，后者并不必然地构成精神错乱。同性恋本质上是性行为的一种形式，和其它性行为形式一样，它不是精神错乱，不能归为神经错乱一类。”

美国学者福德和比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研究了除美国外的76个社会，发现64％的社会至少是承认社会上某些成员的同性恋活动，并视之为正常现象。如新几内亚的克拉基、澳洲的阿兰达、北美洲的西畦斯等等，男性多有双性恋倾向。当然，在剩下的36％的社会中，同性恋者还是被被禁止的，要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制裁。

美国性学界的先驱金赛教授在50年代末发表的《金赛性学报告》则更为惊人：在美国社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人表示，在他们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以上的同性性行为。这使人们失色，转而变为内心的欢喜，因为人们发现，其实每个私藏的行为都差不多，可以不受道德的谴责。这是统计学上的一次胜利，它竟然将神圣的道德推翻。人们似乎不再相信“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再信仰“唯一”的上帝的法则。

这是一次伦理上的失陷。显然，金赛的报告并非价值判断，但人们将概念偷换了。为何这样说呢？举个例子，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次或数次恶行，这虽然不能说明这个人是恶人，但是，也不能说因为人人都曾有过恶行就说恶行也是好的，是善的。同性恋问题也一样。人们应该从本体上来研究，而不应该过分地相信现象。但是，事实上，在同性恋问题上，现象影响了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与态度，更何况其本质是模糊的，可疑的，不可深究的。

于是，从60年代的“性革命”开始，西方同性恋者活跃起来了。他们不仅组织了一系列的团体和运动争取其合法地位，还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例如，美国旧金山是同性恋者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同性恋者约占该市总人口的10％左右。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日，都有数以10万计的同性恋者集会，庆祝他们的自由日，他们举行游行、运动会以至“选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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