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现象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利，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正史和野史中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记载并不鲜见，因此，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同性恋者在我国古代被视作妖魔，这些“异类”时至今日也未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学术界从不同学科对“同性恋”现象予以研究，对其产生原因争议颇多，至今没有定论。

笔者曾有过一次与同性恋者“亲密接触”的经验，是在同学的陪伴下到北京某男同酒吧参加过他们的一次聚会。酒吧内的气氛十分放松与热烈，每个人很快乐，表演节目参加游戏，尽情而放纵，笔者也被主持人拉到场中跟他们游戏过几次，在场的人无不被这欢乐而无忧的气氛所感染。同学介绍说，这间酒吧的男同基本上是白领阶层，有设计师、工程师、IT精英……甚至有我校的研究生师兄，他们在这里享受自由的同性生活，出去以后还是如同“常人”一样的表现，过“常人”的生活。笔者观察了一下酒吧里的男同们，有的的确如大众所认为的行为较倾向“女性化”，言语间举手投足间尽显“异化”风采，但也有部分人行为举止跟异性恋男性并无差异，并且，酒吧里的男同们大部分长相俊美、扮相精致，走在街上恐怕是女性注目的焦点，极少人会看出他们是同性恋者。因此，同性恋者也许就生活在你我周围，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笔者认为，“同性恋倾向”是个人先天所致也好、后天形成也罢，既然千古存在，就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必对其惊恐不已。值得欣慰的是，在性解放运动的进行以及民主意识释放的时代背景下，同性恋在各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大规模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是以1969年6月29日发生在美国格林威治村石墙旅馆中的警察与同性恋者的冲突为起点的，参加同性恋示威游行的人数高达400万人。时至今日，每年“石墙暴动”纪念日前后，世界各国的同性恋者都会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游行活动。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各国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开始明显放宽。西方大多数国家中同性恋法律地位的改变表现在，只要不违反以下三项原则，同性性行为即可不受法律追究，这三项原则是：（1）不涉及未成年者；（2）不在公共场所进行；（3）双方自愿。换言之，法律已不再追究发生在两个成年者之间的自愿的、私下进行的同性性行为。

在中国，虽然同性婚姻问题还远远提不上立法的议事日程，但是目前我国对于同性恋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禁止，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很少会导致法律制裁。但如果涉及未成年人则有可能按鸡奸罪论处；如有同性恋的配偶或其他人起诉，也曾按照流氓罪论处；此外，警方一度在同性恋活动场所施行出于治安目的的临时拘捕，但一般会很快放掉。

应该说，在法律上我们对于同性恋者并不严苛，但从社会认同上要使同性恋合法化，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的将同性恋与一些社会问题相联系。中国政府卫生部门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男性同性恋艾滋病感染率在中国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吸毒。应该承认，艾滋病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病，也是一种社会病，男同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所占比例很大，这在表面上造成了同性恋与艾滋病的高度相关的联系。

实际上，艾滋病是一种每个人都可能受感染的传染病，近年来异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更早已超过同性恋。同性恋者与一般人唯一的不同只是喜欢同性的人，艾滋病在男同中比例偏大不是由于同性恋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我们对同性恋显性或隐性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对艾滋病的不恰当的宣传，会使同性恋者不得不保持地下运作，艾滋病的防治在这群人当中自然会举步为艰。走出困境的办法是，给同性恋者更多的保护，反对社会歧视，拓宽他们的生活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敢于从阴影中走出来，防止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无止境的蔓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最新一项调查显示，来自欧洲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在那些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国家，性病的发生率显著降低了。研究人员称，有证据显示这些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国家能够显著减少那些危险的性行为，同时为预防一些性病传播的社会成本也大大降低了。可见，宽容对待同性恋，对我们的社会是有益无害的。

李银河认为，正确对待同性恋现象不仅是防止艾滋病蔓延的重要一环，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更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去年，我国官方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男性同性恋人数的数据，据卫生部门通过调查估算，中国男同人数有大约500万至1000万，这个首次的独特性在于，它使政府与一个曾经处于社会边缘、不在社会视觉中心位置的非主流群体直接联系了起来，它承认了这个群体的存在，从而承认了这个群体的生活权。[ii]一个社会越公正，就越少先天主观的厚此薄彼，就越少忽视甚至漠视社会个体或特定群体的权利。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同性恋，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