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生活来自爱的激发，由知识来导引。”

──选自伯特兰德·罗素《我的信仰》

艾弗伦·胡克（Evelyn Hooker）博士于1958年发表的《公开的男同性恋者的心理调整》（The Adjust of Male Overt Homosexuals）一文也许没有引起十年前金赛博士的《男性性行为》的轰动，因为前者只着眼于研究男同性恋者，似乎不能引起大众的兴趣。然而，这篇论文为同性恋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武器，并最终促使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

艾弗伦·胡克于1907年出生于内布拉斯卡的一个名叫北普拉特的小镇。贫寒的家境并没有剥夺艾弗伦受教育的机会，只读过三年书的母亲一直叮嘱她：“知识是一种谁也无法掠夺走的财富。”

当艾弗伦即将上高中时，全家搬往了科罗拉多州的斯特林。青少年时代的艾弗伦身高达一米八，因此经常遭到同辈的取笑，使她第一次经历到被当做“异族”的滋味。当时的斯特林高中的不少教师有着硕士学位，艾弗伦在最后一年修了一门心理学课程，并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老师们的鼓励下，她于1924年进入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系就读。

艾弗伦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本科学业，毕业后担任助教，同时攻读心理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并跟从卡尔·孟辛格（Karl Muenzinger）

博士从事动物行为的研究。在此期间，她爱上了一个名叫萨利文·斯品赛（Sullivan Spencer）的教授，但一直将爱慕埋在心底。但是斯品赛教授在中国的燕京大学教书，但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艾弗伦为此伤心不已。孟辛格看出她心事重重，关切地询问缘故，但他得知艾弗伦的心事后，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爱情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即使你只爱过一次或两次。你现在同样拥有了知识，但也同时拥有着生命，好好把握住这两者，你就会发现你有着强大的爱的动力。”这番话成为艾弗伦的人生启迪。

硕士毕业后，艾弗伦计划去耶鲁大学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

虽然当时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就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但他拒绝推荐一名女子去耶鲁大学，这使艾弗伦又一次体验到作为“异族”

所遭受的歧视。最后，艾弗伦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于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在巴尔的摩的一家女子学院任教。

1934年秋天，艾弗伦被诊断得了肺结核。在隔离住院两年之后，她重返教坛。

1937年，艾弗伦获得奖学金去德国柏林的心理治疗学院进修。

当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已达登峰造极，但艾弗伦主动选择寄宿在一个犹太人家里。主人家里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她苦苦哀求父母让她脱离犹太教，皈依基督教，使她免受周围人的歧视与迫害。这件事对艾弗伦的震动很大，并坚定了她多年以来的信念──尽自己的所能，用知识来修正人类社会的不平等。

回国后不久，艾弗伦应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系担任研究员，并从事一些课程的讲学。1941年，她认识了一位名叫赛姆·弗朗（Sam From）的学生。弗朗见艾弗伦每天步行上下课，所以经常开车为她提供方便。

随后，艾弗伦和她的丈夫唐·卡尔达威尔（Donn Caldwell）结识了弗朗的一些朋友。弗朗告诉艾弗伦说，他的朋友都是一群同性恋者，但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弗朗的朋友都是当时美国的同性恋组织马太辛协会（The Mattachine Society）的成员，这些成员定期地举办各种活动，并邀请艾弗伦夫妇参加。艾弗伦在交往中发现，这些同性恋者不仅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即有哲学家和诗人，也有工程师和会计员，而且他们丝毫不象精神病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滥交、情绪不稳、浅薄、性欲过盛、害怕和讨厌女人。很多人处于长期的一对一伴侣关系，精神面貌和状况非常良好，完全没有病理迹象。

1947年，弗朗和艾弗伦夫妇一起游览了旧金山。当他们在一家咖啡馆停留时，弗朗郑重地对艾弗伦说：“我们已经让你看到我们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现在该轮到你负起科学的责任来研究象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是同性恋者，但我们并不需要精神病专家，我们也不需要心理学家，我们没有病，我们一点也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

其后几年，艾弗伦的个人生活经历了一些变故。1947年，她与卡尔德威尔离婚。1951年，她与加大洛杉矶分校的英语教授爱德华·胡克（Edward Niles Hooker）相爱后结婚。

1953年，艾弗伦向全国精神卫生学院申请基金，提议花六个月的时间，研究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同性恋者的心理状况，并将他们与异性恋男子做一番比较。负责研究基金颁发的约翰·艾伯哈特（John Eberhart）博士认为该项研究会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当时医学界对同性恋的了解只局限在那些前来求治的病人和被警方关押的犯人，而对于那些既没有接受治疗也没有受过关押的同性恋者几乎一无所知。

艾伯哈特专程飞往洛杉矶，与艾弗伦进行了一天的交谈，但最后谨慎地告诉她说：“我们准备拨给你研究基金，但你如果拿不到这笔钱，那么你我都只能说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同性恋不仅被列为犯罪，而且同性恋者和共产党人一样，都被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在各政府部门受到“扫荡”。

可幸的是，艾弗伦不仅领到了研究基金，而且这项资助一直持续到1961年，她也因此获得了精神卫生学院颁发的杰出研究成就奖。

招收实验对象令艾弗伦煞费苦心。她从马太辛协会招收了30名男子，作为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并从其它公民组织招收了30名异性恋男子，作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这两组人的年龄、智力和受教育程度都非常相仿，并排除了任何曾经接受过精神病治疗的人。实验的假设是：如果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那么用当时的测试标准，专家可以看出哪些人是同性恋者。

艾弗伦对这60位实验对象做了三种个性测试，其中包括当时流行的罗夏墨迹板测试（Rorschach inkblot test）。罗夏测试也被用来检测一个人是否具有同性恋倾向。该测试用十个标准的黑色或彩色的墨迹图案，图案的内容比较抽象和模糊，医生让受测试的人看出它们看起来像什么。通过受测对象的选择，可以揭示出他在感知到环境刺激时，其智力和情绪因素的整合方式如何。医生试图通过受测人对图案的理解和解释，来看出他的精神状况如何。情绪消沉的人会把墨迹图案作一番消沉的想象，他们会说看到了尸体、萎蔫的植物等；心情焦虑的人会看到蝙蝠、蛇和怪物等令人害怕的物体；偏执情绪的人会着眼于每个细节，并不断地做出各种反应；多疑的人会胡乱地想象出与图案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希奇古怪的内容。这些图案都受过标准化处理，即每个心理学家都用同样的一套卡片，而且记分也有一套标准程序。受测人对于人或动物的想象、他们的总体反映、对图案细节的关注，以及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图案部分，一一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

另一项相似的测试是泰特测试（TAT，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的简称）。该项测试用一系列标准化的背景图案（如房间等），外加各种男女老幼的人体模型，然后让受测人将模型加入背景，再通过图案说故事。图案上所表达的人的活动非常模糊，使受测人有充分的想象余地。当受测人看图说话时，他就会不自觉地透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泰特测试有可能观看出一个人的性倾向，比如说如果背景是一间卧室，那么当受测人将一个男人放在另一个男人身上时，就可以看出他有同性恋倾向。

得到实验资料后，艾弗伦隐去了这60个受测人的性倾向，然后邀请三名当时最有名的罗夏测试专家，包括最著名的布鲁诺·克劳福（Bruno Crawford）在内，通过观看测验资料，为受测人的精神状况打分，其中1分为最佳精神状况，即“智力和情感的整合能力超群，自我感觉放松，与周围环境协调良好”，3分为平均分，5分表明“最低程度的正常性，调节不良，有病理迹象”。艾弗伦还将一对受测人的资料呈给专家。这一对受测人除了性倾向不用以外，在年龄、智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都相当相似，专家们需要判定其中哪一位是同性恋者，哪一位是异性恋者。

虽然这些专家事先都声称肯定能够通过罗夏测试来确定受测人的性倾向，但实验结果却令他们跌破了眼镜。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在精神状况上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几乎相同数量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获得了1分和2分，而且同性恋者获得最佳分的人数还稍稍多一些（不过并没有呈现出统计显著）。更令专家们难堪的是，他们只猜对了一半同性恋受测者的性倾向，也就是说，他们的医学判断和通过扔硬币来进行随机猜测的结果一样。这一结果表明，如果罗夏测试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具有精神疾病，那么同性恋者就不具备病理迹象。

艾弗伦还在论文中引用了专家们的一些评语。比如说，某一位专家在观察一受测人的罗夏测试的结果后，做出了如下评语：

“此人能够自如地处理敌意和性方面的问题……能爱能厌。

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能够成为一名可靠的职员。我看得出他有一个中等偏上的工作……他不偏不倚。这是我所见过的所有人中纪录最乾净的一个。我不认为他有强烈的依赖感，他对自己感到非常安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个具有坚强个性的人。我可以说他是个明确的异性恋者。“

事实上，上述这位受测人是一名绝对的同性恋者──他一生中只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从来没有沾过女人。然而，在泰特测试中，同一名专家却对他做了以下这番描述：

“他犹豫不决，并有精神分裂迹象。这人很枯燥无味，不外向，待人冷淡。他自我封闭，有自我中心情绪，神经紧张，并怀有愧疚感。”

为什么同一名专家用罗夏测试和泰特测试来看同一个人，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原因在于，这名专家并没有从罗夏测试中看出受测者是一名同性恋者，而泰特测试要求受测人看图讲故事，而这位受测人也许讲了一个与同性恋有关的故事──比如说他也许谈到了男男相爱──使专家认定了他的同性恋身份，而这份认定影响了专家对他的客观判定。虽然艾弗伦没有在论文中明确指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但却给出了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得知一个人是同性恋也许会影响医生的主观判断，使他／她更倾向于朝病态的方向来看待这个人，从而认定这个人有疾病迹象。

艾弗伦从她的研究中得出三个结论：

1.同性恋并不具有专门的医疗意义。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多样化；

2.同性恋也许是性的一种偏差，但它属于正常的心理范围之内；

3.某种特殊的性欲及其在人格和身心发展的表达也许并不象我们惯常所设想的那样。

1956年，艾弗伦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年会上公布了她的研究成果，引起举座喧哗。很多心理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点：

1.艾弗伦的实验中涉及到的同性恋者都是从同性恋组织中招来的。

这些人也许夸张地表明了自己的正常性，使实验结果出现了偏差。

2.罗夏实验也许不足以准确地测试出一个人的精神状况。

对于第一种反对意见，受测人如果不知道各种测试的评分标准，那么他想夸张地表明自己的正常性也许只会弄巧成拙。至于第二种反对意见，艾弗伦的实验用了当时盛行的测试方法，如果说这些测试方式不合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相信测试结果的合理性呢？换句话说，如果罗夏测试不能准确地测试出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那么用它来判定同性恋者具有精神疾病的科学根据何在呢？艾弗伦此间所用的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艾弗伦在当时心理学界是个无名小卒，她的研究很快受到了忽视，最后只在不知名的《预测技术杂志》（The Journal of Projective Techniques）上发表。然而，当时将同性恋非病理化的呼声已经在西欧医学界发起，艾弗伦应邀访问了几个国家。其中有一位挪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听说艾弗伦的到来，倍感兴奋。这位学者由于天生肌肉萎缩，只能用两个食指握笔写字，但他致力于研究那些在困境中奋斗的少数人族群。他对艾弗伦说：“我研究盲人，因为他们教会我如何观察；我研究政治难民，因为他们教会我如何开展运动；我研究同性恋者，因为他们教会我如何去爱……”

这番话坚定了艾弗伦研究同性恋的信心和责任感。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她在各学术刊物发表了多篇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并将研究的范围从同性恋个人扩展到同性恋社区。她指出：同性恋本身并不是疾病，同性恋者所谓的心理失调是因为他／她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里，改善同性恋者精神状态的契机并不在于“治疗”同性恋者，而在于培养宽容开放的社会风气。

艾弗伦的研究在同性恋社区引起了重视，马太辛协会在自己的简报上刊登了艾弗伦的研究成果，同性恋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们也开始动员起来，开始探索自身的生命之谜。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学术团体，开始展开有关同性恋的进一步研究。美国的精神卫生学界里，赞同将同性恋非病理化的呼声开始增强。当时美国民权运动正达高潮，同性恋解放运动也初成气候，而科学工作者的加入给这场运动注入了理性的活力。

1967年，艾弗伦被任命担任全国精神卫生学院同性恋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由著名的行为科学研究者、医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组成。经过两年的研究，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建议取消反鸡奸法，并开展有关同性恋的公共教育。然而，当时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在台，政府的保守倾向扼制了这份报告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艾弗伦及其同行的研究逐渐受到了精神卫生学界的重视。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仔细考核了各项研究的科学价值后，正式做出宣布，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在《疾病统计手册》第三版修正版中，同性恋不再被列为精神疾病。1975年，美国心理学会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反对和谴责主要来自基督教的教义，但美国精神病学会和美国心理学会在二十多年以来，坚持以科学的声音和人道主义精神，为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而呼吁。美国心理学会还专门设立了第44分部（Division 44），致力于有关同性恋的心理学研究。

70年代以来，艾弗伦将自己的研究生涯告一段落，在洛杉矶开了私人诊所。毫无疑问，前来求助的大多是同性恋者，但是与当时其他心理医生不同，艾弗伦坚持同性恋无病无罪的观点，使许多同性恋者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

1991年，艾弗伦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改善公众利益杰出贡献奖，并于次年获得该学会颁发的最高奖──终身成就奖，芝加哥大学还成立了以她为命名的艾弗伦·胡克同性恋精神卫生研究中心。

1992年，大卫·郝格兰（David Haugland）制作的影片《改变我们的观念：艾弗伦·胡克博士的故事》（Changing Our Minds： The Story of Dr. Evelyn Hooker）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1996年11月，艾弗伦·胡克在加州洛杉矶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