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五代史籍所载同性恋资料缺乏，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男色之风渐衰，但到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到了宋徽宗时，不得不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由此可见当时男娼的鼎盛。

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代又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 （男戏子） 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嫖妓狎娼，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到＂相公堂子＂中寻欢。相公堂子是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的组织，但由于达官贵人中盛行狎玩相公，许多男旦有此类同性性活动，以致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娼馆，认为它同妓馆几乎一样。

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畜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相公＂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

再后，好事者认为＂相公＂之名不雅，又改为＂象姑＂，声音相近，而义则更切。当时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旅游指南性质的书，叫作《朝市丛载》，载有咏象姑车诗曰：＂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到清末及民国初年，才有伶人出而倡议废止所谓＂私寓＂的制度。潘光旦先生指出，在男女伶人不许同台演出的规矩之下，男人必须演旦角，女人必须演生角，因此，伶人这一职业便成为同性恋者和易装癖者最好的一个出路。

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红楼梦》《金瓶梅》等，更有《品花宝鉴》一书，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的。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尤甚＂。

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高罗佩也注意到清代对同性恋宽容、对异性恋反而严厉的态度：＂当时的社会规矩对这些关系的公开表现 （男人手拉手在街上走，戏剧表演中出现娈童等） 相当宽容，反而把异性恋严格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他的观察是引人注意的。

有人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与衰的看法与上述略有不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同性恋的存在状况是前后一致、无甚大起大落的，不能仅以古籍上对同性恋现象记载的多少来推测各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衰。

我们认为，用这种观点来推测明清以前的情况大致不错；但由于明清禁女娼而使社会上层人物中同性恋活动兴盛起来倒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因此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前几千年，同性恋活动状况大致平稳，到明清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而这个高潮是由政府的禁娼规定所导致的。

由前引大量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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