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的快乐，有时是被文明所遮蔽的。同性恋者的快乐也是被文明所遮蔽的。而文明，有时候并非不可置疑。文明在给人标明自由意志的意义的时候，也不断的设置着规定与控制。

不过，王小波那里，性的意义微乎其微，而是泛性的，对压制和被压制、规定与反规定的考量。

自屈原以妾妇之道侍君始，此道做蛹于孔子，而屈大夫身体力行，并成为一代忠君楷模，中国人找到了实现自我意义的一条途径。并终于在宋明理学那里得以绳之天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入人骨髓，久而不察其形。奴性并不是千百年来奴役的结果，而是人性中天成的部分，奴役形成于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共同的需要和选择。人择理而从，顺性之理才能大行。十年文革尸行天下，奉奴隶主为神祗。为之可驱可使可死可辱，而不自甘者几人？稀矣。劫毕，挺身而出自嗟辱人、被辱之苦衷者众矣。转而呼号自由，问他一句，丫的你当初干吗去了？认真反思者不多。王小波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反思没有止于“十年”窠臼，而进到人性的深处，在难于言喻，不可捉摸，隐秘处捅了一番。他不急于给出结论，只是在人性模糊杂乱的地方摸索。王小波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都没有给出真实的图景。他只是提供几条迷途。哪一条通向真实？我猜他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想他在意的是，对于一切存在不要以智者的姿态匆忙给出结论，指导别人，规定别人，不要轻易的做出价值判断。我想，如果非要说王小波对同性恋者（也是对所有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所谓边缘的人）有什么意义的话，意义就在于此。

当然小说东宫西宫是当代主流作家中明示出中国同性恋现象的最重要的作品。就他写作的年代，他所能观察和接触的也大都是极端状态下的同性恋者，包括易装同性恋者。在那个更为封闭压制的年代，也只有较为极端的同性恋者才会在那些特定的公共场合――厕所、公园等等地方出现，才更勇于表露自己（极端的，或者说强烈的欲望是勇气的来源），才具有可识别性，从而具有被认知的可能，一些片面的认知成果被从复杂多样的同性恋现象中抽离出来，简单化、符号化。这些符号化的标签被挂在了同性恋者身上，包括那些并无极端表现的同性恋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即使是反对偏见如王小波者，也对同性恋有认识的误区。即使在今天，常态下的同性恋者生活状态也很难得到较为客观的认知和表达。

我宁愿把东宫西宫当一篇寓言来看，而不是同性恋爱情小说。

后记很早以前写的一个东西， 偶然翻出来，添油加醋，凑凑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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